正在读一本评估宗教改革的书叫《基督教的颠覆性思想》（Christianity’s Dangerous Idea）。作者阿利斯特·麦格拉斯（Alister McGrath）当年在牛津拿到生物物理学的博士学位后，又去攻读神学，现在是牛津神学教授、历史学者，也是一位圣公会牧师。
麦格拉斯指出，今人常把发生在16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看成一场有统一诉求的运动，甚至把新教看成一种同质的教派，这都忽略了宗教改革和新教的多元性，以及其中折射出的新教的最大困境。
16世纪初，在德国维滕贝格推行改革的，并不只有路德。还有卡尔施塔特（Karlstadt）和闵采尔（Muntzer）。同时代的史料显示，路德被教宗绝罚而成名之前，当地最有名的神学家是卡尔施塔特。三人虽然一起在维滕贝格推行改革，但诉求并不一样。
三人中最保守的是路德。他被教宗绝罚后，躲在瓦特堡里。卡尔施塔特就成了维滕贝格改革的主要推动人。他也和路德一样，相信《圣经》是决定教义和实践的唯一尺度。但他们对《圣经》的解读大相径庭。
卡尔施塔特认为应该摧毁一切宗教画像，因为《旧约》禁止了一切画像。他还提出，教堂里不应该有任何音乐。
这些消息让路德非常担忧。他从瓦特堡发声，呼吁改革应谨慎。他重新出面取得改革的控制权，立即阻止了卡尔施塔特的提议。
卡尔施塔特认为路德的改革不彻底，最终离开维滕贝格，到奥莱明德（Orlamunde）去做牧师，继续在那里推行他的激进改革，包括废除婴儿洗礼——他认为这没有《圣经》依据。
路德再次感到担忧，努力阻止这种极端倾向。他主动和卡尔施塔特交谈，两人都认为自己对《圣经》的解读是正确的，无法达成共识。路德又试图说服卡尔施塔特的会众拒绝他的教导，结果会众更喜欢这位新牧师，也对改革方向没意见。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路德没有办法。
闵采尔也和路德对着干。
路德在改革之初就准备好了与权贵合作，为革命获取支持。闵采尔认为这不符合《圣经》。他认为宗教改革必然包括政治和经济改革，而改革家应该站在平民这边。闵采尔的这些观点直接推动了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他亲自带领农民参加弗兰肯豪森战役，并在那里阵亡。
闵采尔认为农民起义是《圣经》所认可的，路德却认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起义不符合《圣经》教导。路德早期对德国平民有能力正确诠释《圣经》的乐观看法，受到这场农民战争的严重挑战。
可以肯定的是，路德、卡尔施塔特、闵采尔的改革路线有巨大区别。当时的维滕贝格不止有一种改革，也没有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诠释和应用《圣经》。
与路德同时在西欧掀起改革的，还有瑞士的慈运理（Zwingli）。今天讨论宗教改革，更多会讨论路德和加尔文，但是慈运理对瑞士的宗教改革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他的改革独立于路德的改革，完全是自发的。
慈运理和瑞士东部的许多改革家一样，并不认为有必要更改教会的基本信仰。他推动的改革，只是体制和道德上的改革。他认为教会里的很多人已经忘记耶稣对个人道德的要求，因此应该回到《圣经》，效法耶稣。
慈运理的改革完全没有提到路德的“唯独信心”(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而且，一些学者比较了慈运理和路德的教导后，认为慈运理对个人道德的强调，与路德对恩典的强调之间存在张力。
两人最大的分歧，仍然在于对画像的态度。路德可以接受教堂里的画像，但慈运理和卡尔斯塔特一样，认为《旧约》禁止一切画像的诫命，对基督徒仍有效力。
1524年6月，在慈运理的推动下，苏黎世市议会下令从所有教堂中去除一切画像。瑞士各地接连掀起摧毁圣像的暴动，波及伯尔尼、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等地。
麦格拉斯强调，慈运理在改革思想的成型期里，没有证据显示他知道路德，更提不上受路德影响。慈运理针对的问题和提出的方案，直接扎根于当时瑞士东部的情况。正如路德看到的问题也来自维滕贝格一地的情况一样。
慈运理和路德都认为教会应该重新向《圣经》看齐。但具体应该怎么做？慈运理提出的方案与路德的截然不同，倒是接近天主教神学家伊拉斯谟（Erasmus）的想法。伊拉斯谟也认为天主教会应该进行体制和教育上的改革，而且正是他回到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圣经》，发现了拉丁版《圣经》的一些误译之处。伊拉斯谟终身没有脱离天主教会。
虽然都以《圣经》为唯一依据，但慈运理和路德对经文的理解有巨大差异。双方阵营间最有名的争议，就是“真实临在”之争。
路德和天主教一样，相信耶稣真实地临在于饼和酒里，因为耶稣说过，“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路德说，如果不该这么理解《圣经》的话，那《圣经》就靠不住了。
慈运理不同意。他认为耶稣的话是一种象征说法，饼象征耶稣的身体，酒象征耶稣的血。
两人都相信《圣经》，但得出两种不同的理解。而且这事关信徒领圣餐的时候，吃下去的究竟是一块无酵饼，还是耶稣真实的身体。
麦格拉斯问，哪种观点才是对的？哪种才是“新教”观点？这就是宗教改革带来的根本困境：缺乏一个权威的《圣经》诠释者为争议作出仲裁，导致新教内部在即便是重大的信理上也持续存在争议。改革家要杜绝私意解经，就必须在《圣经》之上设立释经权柄——而这又与改革初衷背道而驰。
但身为新教徒的麦格拉思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他认为观点的多元为基督信仰带来活力，也让教会更有能力与不同的地方文化相结合。
好吧，我尊重但无法认同这种观点。我亲身在加拿大和美国体会了12年各种五花八门、活力爆表的新教团体以至于一度在信仰上非常迷茫之后，还是选择回归了天主教会，因为我考察历史和天主教这样的古老教会才发现，人家的信徒根本不必在核心信仰上持续不断地争论，只需依靠慧眼识别异端的慈母教会的保护和带领，专心活出信仰就——就像小朋友牵着妈妈的手，就能放心大胆地走路而不怕跌倒了。
参考书目：
McGrath, Alister. Christianity’s Dangerous Idea: The Protestant Revolution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Twenty-First. HarperOne,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