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前，我在听Word on Fire早期的一集节目，主持人Brandon Vogt和巴伦主教聊到东正教的圣地阿索斯山（Mt. Athos）。Brandon说，他最早是从《寂静之山：探索东正教灵修》这本书里知道这座圣山的。我也曾对这座山上的隐修传统着迷，就找来这本书，一翻开就完全放不下。 《寂静之山：探索东正教灵修》出版于2001年，作者是美国缅因大学社会学教授基里亚克斯·C·马基德斯（Kyriacos C. Markides）。他出生在塞浦路斯，一个90%的人信奉东正教的国家。虽然他的童年浸淫在世代相传的信仰氛围里，但马基德斯在六十年代到美国求学时，逐渐成为不可知论者。他接受当时更流行的说法，认定宗教不过是人的创造。但这种智识上的“觉悟”并没有带给他欣喜和盼望，因为他立即意识到“上帝已死”所引致的虚无主义倾向。这段时期，受周遭环境的影响，他压根不认为在理性的学术文化之外，还能找到靠谱的价值和智慧。 1972年是一个转折点。马基德斯入职缅因大学，成为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在一位同事的介绍下，他开始了解东方思想、印度的瑜伽传统和超然冥想。马基德斯实践冥想七年，大量阅读关于东方宗教的书籍，也读科学家对东方神秘主义的研究。他的认识逐渐发生改变，他说：“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世俗主义对现实的假设，也就是我在大学期间接触的主流观点，其实是一场大幻觉，一种物质主义的迷信。正是这种迷信使得西方思想在过去三百年里陷入困境和束缚……使众多西方知识分子陷入寻在主义危机和绝望，有些人甚至因此走向自绝和疯狂。” 马基德斯的经历在70年代的美国知识分子中并不少见。正是对理性主义的失望，催生了当时盛行北美的“新纪元”运动——后基督教时期的西方知识分子向东方神秘主义中寻求智慧和意义。虽然这种经历使他向灵性体验开放，但并没有使他对制度性宗教产生任何好感。他和当时许多西方人一样，认为制度性宗教只会带来腐败，真正的灵修只存在于个人体验中。 1991年，马基德斯再次经历转变。这一年，一位塞浦路斯的商人朋友邀他同去阿索斯山朝圣。这趟旅行使马基德斯与隐修士马克西莫斯神父（Father Maximos）相识，后者成为他的老师和了解东正教灵修的一扇窗。这本书记录了马基德斯与马克西莫斯神父的多次对话，涉及信仰和灵修的方方面面，试引用几段—— 谈到隐修的意义。马基德斯的一位世俗朋友问：“对社会而言，医生和苦修士，谁更有用？”马克西莫斯神父答道：“这个问题是典型的现代思维方式，对世界采取一种行动导向的态度。每一种行为，每一个人，都因其对整体的实用性和贡献而受到评判。父母要子女出类拔萃，以便对社会有用。根据我们的灵修传统，我更愿意首先从人的固有本质上看待人，然后才看他对社会的贡献。否则，我们就可能把人当成生产实用物品的机器。那么，假如你不生产有用的东西呢？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应该被视为废物丢弃？恐怕正是因为这种态度，当代人已经削弱了人的固有价值。今天的人按照自己的贡献而不是按照我们是谁来评价自己。这种对自我的态度往往导致各种心理问题。我在听告解时总是听到这些。” 谈到罪，马基德斯说，人们通常把罪理解为破坏某种道德律，但罪在希腊文里是”amartia”，最初的含义是偏离靶心。马克西莫斯神父补充道：“人们常问，为什么色欲是罪呢，既给人带来愉悦，又没有伤害任何人？同理，为什么贪婪和贪吃也是罪呢？……可是当你的心思意念沉迷于世上的事时，无论是金钱、感官的愉悦、自我中心、某种观点、意识形态还是其他什么，你就犯了”amartia”，也就是罪。你会被这些使人分心的事所奴役，使心思远离天主。”但这并不是说人人都要抛弃世界，进入修道院。“只要别让自己的心灵被世上的事所奴役即可。……一个富有的人可能摆脱了贪婪，在心理上完全不受制于自己的财富，与上主保持亲近；而一个只拥有一根针的人也可能让自己的心灵完全囿于这根针。” 我认为这本书值得一看的有两点，一是马克西莫斯神父对信仰的理解，相信对于更熟悉西方教会的读者来说会很有启发。二是作者马基德斯多次转变的心路历程：先从文化基督徒变成不可知论者，又因这种世界观自带的虚无倾向而往东方神秘主义中求索，最后通过接触隐修传统再次瞩目东正教。他的经历，即便是在今天，应该也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但是从天主教徒的视角看，作者马基德斯的一些观点也值得商榷。他似乎认为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传统只见于东方教会的阿索斯山上，但西方教会也有圣十字若望、圣女大德兰、亚西西的圣方济各、锡耶纳的圣女加大利纳、圣依纳爵的神操，还有当代的圣毕奥神父等。作者在书末总结出来的“炼路、合路、明路”更是大公教会对灵修之路的传统划分。在油管上听到东正教神父Paul Truebenbach也推荐了这本书，他同样指出，马克西莫斯神父的观点能代表东正教，但作者马基德斯的一些插话和感叹只能代表作者。

1. Made for Love: Same Sex Attraction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by Fr. Mike 我在新教时期对这个话题持完全自由的态度，觉得圣经里的一些章节有“时代局限性”。坚振进入天主教会后，我没法继续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想信什么、不信什么了，毕竟教会的教导清晰地摆在那里。起初仍然无法理解，但此时更多的不是抗拒，只是困惑。我无法确切说出到底是在哪一刻“开窍”的，也说不清具体是哪本书、哪段经历、哪个人，但我知道有很多书、很多经历、很多人，还有让我重新看见的恩典。这本书里，麦克神父以他一如既往的温和、真诚和善解人意，解释教会为何坚持立场。他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的弟弟就是同性恋者。 麦克神父在《一年读经计划》的第308天也聊过这个话题，可以总结成五句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负。每个人都被召叫去实现自我克制，从而获得内心的自由。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对恩宠说“是”。每个人都有成圣的召叫（而且成圣是完全可能的）。 2. Spiritual Exercises by St. Ignatius  圣依纳爵的经典灵修手册《神操》。这本书原本不是让人自己读的，是给带领神操的人当作手册用的。今年因为给一位耶稣会神父翻译相关文件，把《神操》读了好几遍。我不开玩笑，读完有一种被点燃的感觉，突然意识到自己离圣洁有多遥远，但并没有自暴自弃的感觉，反而十分渴望过圣洁、自由的生活。翻译结束后马上联系了本地的耶稣会，报名参加九个月的日常神操。 3. 《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著，金尼阁整理 因为译一份16世纪晚期耶稣会的文件，就想到读这本札记，因为当时正是利玛窦等人进入明代中国的时期。七百多页的书，拿起来就放不下。小时候在历史书上看到利玛窦的名字，只觉得是一位给明代中国带来一些科学知识的欧洲人。现在作为教友，再看他和同伴的经历，更深刻地体会到他们肩负的使命和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这本书记录了最早一批耶稣会士在中国奔波近三十年的经历。书里记载了他们如何绞尽脑汁想从澳门进入内陆，如何用历法、算术、西洋镜吸引士大夫的兴趣，如何艰难辗转，几起几落，甚至有修士在排外骚乱中丧失生命。凡此种种，都让我感触很深。我知道自己在读Theo-drama中的重要一幕。虽然跟利玛窦相隔四百多年，但读起来好像身临其境，是真正意义上的「诸圣相通」。可敬者利玛窦，pray for us! 4. Introduction to the Spiritual Life by Brant Pitre 新约学者Brant Pitre撰写的灵修入门书，主要探讨灵修实践的圣经根源。非常喜欢Pitre的写作风格，总是结构清晰，语言简练。他对旧约和一世纪犹太教传统非常熟悉。 5. To Light a Fire on the Earth: Proclaiming the Gospel in a Secular Age by Bishop Barron and John… Continue reading →

2020年读了71本书，内容仍以天主教为主。去年在天主教会慕道，专注于教会史，因为想了解16世纪的宗教改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新教为什么从天主教分离出来。今年为写自己的改宗经历，读了不少从新教改宗到天主教的回忆录，发现其中有一些共同点。关于教派区别的阅读，应该就告一段落了。以下是今年读过的一些有意思的书，按时间顺序排列，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1. Against the Tide: The Radical Leadership of Pope Francis by John L. Allen Jr.  电影《教宗的承继》（The Two Popes）让人喜忧参半。喜的是当代好莱坞竟然拍出一部还算正面表现教会的电影，忧的是电影按时下价值取向，把方济各和本笃塑造成正反对比形象：本笃是个“老古董”，方济各则“与时俱进”。世俗社会在社会议题上喜欢用这种自由vs保守、左派vs右派的视角看一切问题，但这种二元的、简陋的、源自法国大革命的单一尺度，恰恰是教会极力试图超越的。这样刻画两位教宗，有失公允了。 看完电影后想更了解教宗方济各，就找来John Allen的这本书，写于他即位一年后，主要讲方济各的领导方式与前任的不同。看完的感受是，方济各更像一位外向的活动家，他精力充沛，喜欢与人互动，比如不愿住冷清的宗座宫，要求搬去平时用于接待神职人员的圣玛尔大之家。方济各更强调慈悲和社会福音。相比之下，本笃是一位内向的学者型教宗，更强调内省和信仰的正统性。从信仰视角说，天主的爱里既有公义，也有慈悲，不可偏废。但是时代不同，也需要有不同的侧重。天主会在不同时代，兴起最适合带领教会的牧人。 2. Angels and Saints by Scott Hahn 天使和圣人对天主教、东正教、东方正统教等强调宗徒传承的基督宗教都很重要，但在大部分新教宗派里几乎没有地位。读这本书是想了解，这些古老信仰传统为什么都尊敬天使和圣人。作者Scott Hahn曾是长老会基督徒，从小憎恶天主教，认为其拜偶像，后来在神学院里接触天主教神学家的著作，才发现自己从前的认识有很多偏颇之处，于是逐渐改变看法，最终同妻子Kimberly一起回归天主教。去年读了他俩合写的Rome Sweet Home，讲述改宗经历，中文版叫《甜蜜的家——罗马》。 3. Christianity’s Dangerous Idea: The Protestant Revolution by Alister McGrath 一本梳理新教史的书，标题模仿「新无神论」四骑士之一Daniel Dennett的书名Darwin’s Dangerous Idea。这里的dangerous都是褒义。麦格拉斯年轻时是一位无神论者，后来归信圣公宗（他是英国人），然后在牛津拿到分子生物物理学、系统神学和智识史三个博士学位，并且成为一名圣公会牧师。一直都很喜欢麦格拉斯的著作，看到巴伦主教在一个视频里提到他正“津津有味”地读这本书，立马就找来看了。 这本书是从学术而非教派角度梳理的新教史。新教不是一个教派，而是在16世纪宗教改革中从天主教脱离出来的一批信仰团体及其变体的总称。其共同点是都视《圣经》为唯一最高权威，理论上人人皆可解经，而不是像教会史上前1500年那样承认圣传和教会在定义信理、解释《圣经》上的最终权威。麦格拉斯认为，这种革命性的主张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教会的动荡和不断分裂（因为不同人可以从同一本《圣经》里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又让新教具有高度适应性，容易在不同时代和地域扎根。 4. 谁代表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 一本据盖洛普2001-2007全球民意调查结果写的书。长处在于用数据说话，让人真实地看到穆斯林世界的立场多样性。短处在于，数据只能描述，不能做价值判断——仅仅因为有很多穆斯林支持A，不表示A就是符合伊斯兰教导的。观点多样性也可能导致更多内部冲突，而不是更多包容。那谁有资格决定什么观点符合伊斯兰教导呢？正如前言指出，伊斯兰教有权威的经书，即《古兰经》，却没有权威的解经机构，所以理论上不同教派和思想家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解读。那么，只要权威的问题不解决，教内外人士都没法说，“正统伊斯兰教支持X”——不管X指的是暴力还是和平。这点和基督新教的困境很相似。 5. The Malaise of Modernity… Continue reading →

一个神奇的福音派神学院：南方福音神学院（Southern Evangelical Seminary）。创始人之一是著名的福音派神学家、哲学家、护教士Norman Geisler. 他认为天主教在基本教义上有误，写过两本书比较天主教和福音派的区别。但他在哲学和护教学上深受阿奎那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学院鼓励学生阅读中世纪神学、了解不同教派、独立思考。有的教员甚至曾在天主教大学读过书。 结果就是，很多神学院的学生，进去是福音派，还没毕业就成了天主教徒。有一本书叫《福音派的出埃及记》（Evangelical Exodus），讲了其中9个神学院学生的故事。 这本书读了一半，大家的经历大同小异。从他们的和我的经历看，有一些人和事对一个新教徒的身份认同来说是很“危险的”：早期教父、阿奎那、但丁、圣纽曼、切斯特顿、奥康纳、乔伊斯、托尔金、古典音乐、古典绘画、古典建筑、教会史、Scott Hahn、一手资料…… Norman Geisler的学生里最有名的，可能就是福音派护教士William Lane Craig了。他的书Reasonable Faith曾经帮助我了解基督教的理性依据。 两年前，巴伦主教和Craig有过一场对话，讨论科学、世俗主义、福传等。巴伦主教称赞Craig的老师Norman Geisler从阿奎那的哲学中吸取养料，他说这在福音派中很少见。那次对话里有两个插曲，现在想起来很有趣。 一是大家谈得好好的，巴伦主教突然问Craig，你对天主教最大的意见是什么？言下之意是，你为什么不是天主教徒。Craig是那种很典型的、真诚的福音派，真心关注他人灵魂的救赎，积极与非基督徒辩论，即使没有机会都要创造机会传播福音的人。巴伦主教这一问，按理说正是他指出天主教“谬误”的绝佳机会——就好像福音派牧师约翰·麦克阿瑟曾经给Mother Teresa传教一样（！）。可是Craig竟然打了个哈哈，不愿回答。最后他只说，要讨论这个就要回到16世纪了，但不愿细说。Craig的这个反应给我留下深刻影响。 二是巴伦主教说，他的福传重点是以“美”开道。然后他开始讲Hans Urs von Balthasar对他的影响，教宗本笃十六世的Via Pulchritudinis（美之道）。说完之后Craig十分困惑，他说，他知道“真”和“善”怎么引人向主，但他不明白“美”能起什么作用。巴伦主教试着解释了一番，但最后Craig还是摇了摇头。

Reading the Early Church Fathers (2012) by James L. Papandrea 最近读早期教父上瘾了。并不是每个读了早期教父的新教徒都会成为天主教徒，但是我读到的每一个从新教归入天主教的故事里(Scott Hahn, Stephen K. Ray, Francis J. Beckwith, Thomas Howard, David B. Currie etc)，都提到阅读早期教父对这个决定的影响。难怪圣纽曼会说：“一旦深研历史，便不会是新教徒“（To be deep in history is to cease to be Protestant）。 他自己也是从圣公宗归入天主教的。 以前我是新教徒的时候，当然也听说过教父。听说而已，没有读过。我觉得有《圣经》就足够了，平时多读经，多祷告，去教会，尽量活出来，还差什么呢？我甚至不太喜欢过于强调自己教派归属的基督徒，觉得这只是引起纷争。保罗不是为此批评过哥林多教会的人吗？“你们中间有纷争……你们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林前1:11-13)。而且早期教父争论的神学问题——什么一性论、二性论、亚流主义、聂斯脱里主义等——看似离一个平信徒的信仰生活好远。我曾经认为教父著作都是神学院学生或者geek看的。 从福音派归入天主教的Douglas Beaumont说，不管你以前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成为天主教徒的过程，都更像是一次“范式转换”——借用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提出的概念。从新教到天主教，不是简单的从经文里解读出了支持天主教的依据，然后从一边换到另一边而已，而是改变了一些根本假设，从而换上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风景。其中一个这样的根本假设就是“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今天的很多新教徒不一定知道这种说法，但多半在实践中如此行，即认为《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最高源头和依据，一切经文里没写到的都应被抛弃。这听上去无可厚非，不是吗？尤其是对一直在新教里的新教徒来说。可这个观点本身就与《圣经》矛盾。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嘱咐弟兄：“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帖后2:15）。抛弃“口传”的信仰，乃至使徒传承，是到16世纪才由改革家提出来的。在教会史上前1500年，通过使徒传承保留下来的圣传与《圣经》都很重要。事实上，正是使徒和他们的传人撰写了《新约》各书，可是二三世纪的基督徒群体里还流传着各种伪经，也是使徒的传人（即主教）以圣传为依据，辨别出真伪书卷，在四世纪才将《新约》定典，成为我们今天知道的这27卷。不是所有的教导都清晰地写在《圣经》里，而且《圣经》也只有在来自使徒的释经权柄下、在教会传统中、在圣灵引导下才能得到符合其本意的解读。 一旦经历了这样的“范式转换”，就很容易看到早期教父著作的重要性：我们今天信奉的一些最基本的教义，如三位一体、基督是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等，都不是在《圣经》里清楚写明的教义，而是早期教父基于《圣经》和圣传，又经历漫长时间的讨论，驳斥各种异端思想，最终经过大公会议的决议才确定下来。 一般把基督教的前五个世纪称为教父时期。这本书讨论的时期是从使徒时期直到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以前（公元325年），总结了主要教父提出的观点，并梳理了一些基本神学观的演变过程。 作者James Papandrea在天主教会受洗，先后在路德宗、循道宗的环境中长大，成年后被按立为牧师，最后回到天主教，现在是一个循道宗神学院里的教会史和历史神学教授，也是天主教圣保禄中心的资深研究员。

Born Fundamentalist, Born Again Catholic (1996)By David B. Currie 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美国新教牧师和传道加入天主教会，大卫·柯里（David B. Currie）是其中之一。柯里出生在基要派家庭，父亲是传道，父母都在基要派神学院——慕迪圣经学院教过书。柯里从小就信仰虔诚，大学毕业后投入全职福音事工，并从三一福音神学院拿到神学硕士学位。他做过教会董事、执事、长老、福传培训师、诗班负责人、成人主日学教师。但在40岁的时候，他从原来的教会辞职，与妻子和孩子一同加入天主教会。他撰写的《从基要派到天主教》（Born Fundamentalist, Born Again Catholic）这本书就是讲述这个转变过程。 按照柯里的说法，基要派的思想源头是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再洗礼派”。他们把“唯独圣经”贯彻到底后，认为婴儿洗礼不符合《圣经》，遂与仍保留了这一实践的慈运理、路德、加尔文等主流改革家分道扬镳。整体上说，他们的改革更为彻底，也被称为“极端宗教改革”。 进入三一福音神学院以后，柯里和他身边的许多人一样，因为受不了基要派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逐渐不再以“基要派”自称，改称“福音派”。但他强调，这不是立场上的改变，只是称呼上的改变，而且他们这种前身是基要派的福音派，比从主流新教里独立出来的福音派更为保守（关于美国基要派、福音派、主流新教的关系，之前写过一篇）。 柯里解释说，基要派和福音派在神学上区别不大，最大的不同在“分离观”上。他还是基要派的时候，持有“二度”分离观。什么意思呢？持一度分离观的基要派，不与信仰有误的基督徒相交（在他们眼中就是自由派、天主教徒等）。持二度分离观的基要派，不与那些同信仰有误的基督徒相交的基要派或福音派相交。因为这个理由，持二度分离观的基要派不参与著名福音派牧师葛培理的福传事工，因为其中有一些自由派牧者。 基要派作为一个整体，对天主教持十分负面的看法。柯里说，天主教的很多教理都严重冒犯到他，比如炼狱、向圣人祷告、为亡者祷告、赎罪券、圣母无染原罪、教宗无误、向神父告解、对塑像和圣髑的态度等。他认为这些都是对基督教信仰的歪曲。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人，为什么到了40岁突然改观呢？柯里说，正是《圣经》让他改观。当他放下偏见去了解天主教，并把自己曾经憎恶的教理逐一放入《圣经》中检验时，首先他发现以前对天主教有很多误解，有些错误观念甚至是从神学院得来的，然后他发现这些教理都经受住了检验。 介绍了自己的改变后，柯里用十章的篇幅详细讨论了十个主题：真实临在、唯独圣经、使徒传承、教宗无误、新教《圣经》里少的七本书、唯独恩典、道成肉身、玛利亚、千禧年前论、道德议题等。 很值得一看。

Welcome to the Orthodox Church (2015)by Frederica Mathewes-Green 作者马修斯-格林曾经属于美国圣公会，七十年代在美国最大的圣公会神学院——弗吉尼亚神学院拿到学位。她先生是圣公会牧师。他们在八十年代末对圣公会愈来愈靠近世俗价值的趋势感到不满，希望寻找到一个更有属灵深度的基督教传统，一番比较后，最终归信东正教。现在先生是东正教神父，马修斯-格林写了不少介绍东正教的书。 在前言里，作者说，东正教不是一个置身其外就能了解的对象。站在教会之外，你只能了解有关东正教的知识。但真正的学习，只有在内部才有可能。在内部你会发现，东正教主要不是一个宗教机构，而是一条信仰之路。机构是为这条道路而存在的。 为了尽可能营造出一种置身其内的氛围，作者用想象力搭建出一座名叫St. Felicity的东正教教堂，先是带领读者在平日无人时参观教堂建筑，解释各部分的功用、陈设的由来，然后带读者参加这里的主日圣礼仪、洗礼圣事、婚礼、葬礼等。作者把每一种仪式上的步骤一一道来，解释其历史、经文依据，及与西方教会的不同（如果有的话）。她还虚构出一些栩栩如生的“会众”，每个人都有名字和故事。读起来就好像我真是在一位东正教朋友的陪同下，参加了这些礼仪，认识了这些信徒，吃了几盘Koliva. 作者很会打比方。为了解释11世纪的东西教会分裂，她说，你需要一份地图，请把左手伸出来，掌心对着你，大拇指对着西北，另外四指对着东北。早期基督教有五大中心，大拇指是罗马，食指是君士坦丁堡，中指是安提阿，无名指是耶路撒冷，小指是亚历山大。罗马在西方，讲拉丁语，另外四个城市都在东方，讲希腊语。东西大分裂，就是罗马主教与另外四位主教分道扬镳。罗马主教辖下的教区就是后来所谓的天主教（罗马主教就是教宗）。另外四个教区就是后来所谓的东正教。 作者说，虽然这么说很奇怪，但从东正教的视角看，天主教和新教很相似——它们在地理、历史、文化和神学观上都属于西方教会。整个西方教会都受经院哲学、宗教改革、启蒙主义和现代性的影响，但东正教完全置身于这种叙述之外。此外，受圣奥古斯丁的影响，西方教会认为耶稣是来偿还债务的，东方教会遵循早期传统，认为耶稣是来摧毁死亡的。因此西方绘画多描绘耶稣受难，东方多描绘耶稣的胜利。诸如此类的区别还有很多。天主教不认为东正教的教导有误，只是认为东正教处于裂教状态。东正教不同意天主教的一些教导，比如教宗无误、圣母无染原罪（东正教认为圣母有原罪但没有选择犯罪）等。 从天主教或者新教的视角看，东正教和天主教则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个教会都追溯到使徒时代，也保留了从早期教会传下来的诸多信仰和实践。比如，东正教也敬礼圣人和圣母，并且认可耶稣亲自设立的七大圣事：洗礼、坚振、告解、圣餐、婚姻、圣职、傅油。（多数新教教派只保留了洗礼和圣餐，而且大都不认为耶稣真实临在于祝圣后的饼和酒中。）东正教也有斋戒，其要求比天主教更严格。作者说，如果严格遵守，东正教徒一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吃纯素（vegan）。 最后一章的结语里，作者说，东正教的传统不仅属于东正教徒，也属于所有基督徒，因为这是早期教会留给我们的财富。就好像一份健康饮食计划，如果能完全遵守，就能获得最大的益处，即使只能遵守其中一部分，也能为我们的信仰之旅带来益处。

Unplanned (2010) by Abby Johnson 二十七岁的艾比•强森（Abby Johnson）当上了德州布莱恩市“计划生育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的诊所主任，成为该会史上最年轻的诊所主任之一。艾比曾经堕过两次胎，切身体会过女性意外怀孕时的无助，她相信计划生育联合会提供的安全堕胎服务是女性的福音。她不理解诊所四周的铁丝网外每天都来抗议、祷告、发小册子的人。在她眼里，这些人试图剥夺女性的身体自主权。 两年以后，艾比从工作了八年的计划生育联合会辞职，加入铁丝网另一边的反堕胎抗议。这本书讲述了她的转变过程。 艾比还是心理学系大三学生的时候，计划生育联合会去她的学校招募志愿者。一开始艾比并不热心。她当时已经堕过一次胎，但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对联合会的人说，她不确定自己对堕胎是什么想法。招募者说，联合会的目标是让堕胎变得既安全又稀少，他们为社区提供性教育、免费避孕措施、初级妇科保健等，这些举措让意外怀孕减少，堕胎不就少了吗？艾比觉得有道理，加上本来就想从事帮助女性度过危机的事业，就报了名。她的工作是陪同前来寻求服务的女性从停车场走进诊所，一路同她们说话，让她们听不到铁丝网外的抗议声和提供堕胎之外其他选项的声音。 艾比很快从志愿者成为正式员工，最终晋升为布莱恩市计划生育联合会的诊所主任。 让艾比改变立场的有两个直接因素。一是当时诊所用完了一笔政府补贴，陷入财务困境，上司要求她的诊所多做堕胎——这是诊所的主要收入来源。多年来艾比一直相信联合会的宗旨是要减少堕胎，这是她愿意为其工作的主要原因。上司的要求让她不解。她在会议中顶撞上司，受到行政处分。 第二个因素更直观。这天诊所里来了一位新医生，他在手术中需要使用超声波，就叫艾比进来操作探头。这是艾比第一次直接参与堕胎手术。看到屏幕上已经13周的胎儿，艾比想到她两年前怀上女儿Grace时看到的超声波画面与这一幕很像，胎儿的头、手、脚都清晰可见，唯一的不同在于，一个金属导管正缓缓朝画面上的胎儿逼近，胎儿的脚动了一下，然后整个身体都开始扭动，似乎想躲避导管的触碰。医生一声令下，护士打开吸引器，胎儿顿时剧烈旋转，像拧在一起的抹布，随即支离破碎，消失在导管里。 一周后，艾比在午休时间溜去同一条街上的“生命联盟”（Coalition for Life）办公室——正是这个机构每天在计划生育联合会铁丝网外抗议、祷告，与联合会“抢客户”。艾比在曾经的“敌人”面前崩溃大哭，说她不能再为联合会工作了。几天后，在他们的鼓励下，艾比递交了辞呈。 艾比在此前虽然不能同意生命联盟的立场，但他们多年来每天在铁丝网外和她友好打招呼，大部分时间在默祷，关切前来寻求帮助的女性，艾比认为他们人是好的，只是误入歧途。辞职后，生命联盟向她介绍这个组织取得的成就，他们为她个人做的祷告，以及一系列的“巧合”，艾比才渐渐意识到，自己只是那个伟大计划的一部分。那个计划远远高过任何个人的意念。艾比辞职四年后，她曾经就职的计划生育联合会诊所关闭了。 艾比从来没有失去过信仰。她生长在浸信会家庭，父母都反对堕胎，先生道格也反对堕胎，只有艾比认为她在计划生育联合会帮助女性是践行上帝旨意的一种方式。但父母和先生从来没有改变过对艾比的爱。艾比和道格最初去浸信会教会，牧师发现她为堕胎机构工作后，不允许她成为正式会员。她非常震惊，也很受伤，就和道格去了支持堕胎的美国圣公会（Episcopal）。讽刺的是，艾比离开计划生育联合会成为全国新闻之后，她在美国圣公会也受到排斥。这本书在2010年出版，艾比和道格在2012年正式加入天主教会。 现在的艾比和道格共有八个孩子，包括一对双胞胎和一个领养的孩子。艾比继续在各地演讲，成为一位社会活动家。为了支持艾比的反堕胎事业，道格选择在家带小孩。 2019年，这本书被翻拍成同名电影。

今年读了58本书。从去年九月到今年六月都在天主教堂上慕道班（RCIA），阅读上侧重于了解教会史和不同教派。读过的书里有以下这些： 1.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How to Discuss What Matters Most, by Bruce Patton, Douglas Stone, and Sheila Heen  人际间出现矛盾时需要沟通，这种沟通涉及三个层面：1、事件本身；2、各自的情绪；3、各自的身份认同。光是讨论发生了什么就够难达成共识了，更难的是处理双方在情绪和自我认识层面的冲突——它们藏身在言语之外，不一定被本人所知，却时刻左右着谈话走向。中文版叫《高难度谈话》。三位作者都是哈佛法学院讲师、哈佛谈判项目成员，其中Bruce Patton参与写作的Getting to Yes是谈判经典。 2. Jesus, interrupted: Revealing the Hidden Contradictions in the Bible (And Why We Don’t Know About Them), by Bart D. Ehrman 叶尔曼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宗教学教授，写了不少《新约》历史研究的普及读物。他曾经是基要派（fundamentalist）基督徒，从事《圣经》研究后发现基要派的一些信念与理性无法共存，于是做了15年自由派基督徒，最终因为无法理解上帝为什么允许苦难发生而失去信仰。他在这本书里从文本批评的角度介绍了《新约》里的矛盾之处，以及《新约》正典的形成过程。他说这些内容在学界是共识，但在普通基督徒中不是常识。叶尔曼不认为这些知识必然导致不信。 3. Where the Conflict Really Lies, by Alvin Plantinga 普兰丁格是一位美国分析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是宗教哲学、认识论和逻辑学。这本书的论点是，科学与有神论表面上矛盾，实质上是和谐的；科学与自然主义世界观表面上和谐，实质上有深层矛盾。这并不是一个新观点，但普兰丁格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进行了论证。 4…. Continue reading →

正在读一本评估宗教改革的书叫《基督教的颠覆性思想》（Christianity’s Dangerous Idea）。作者阿利斯特·麦格拉斯（Alister McGrath）当年在牛津拿到生物物理学的博士学位后，又去攻读神学，现在是牛津神学教授、历史学者，也是一位圣公会牧师。 麦格拉斯指出，今人常把发生在16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看成一场有统一诉求的运动，甚至把新教看成一种同质的教派，这都忽略了宗教改革和新教的多元性，以及其中折射出的新教的最大困境。 16世纪初，在德国维滕贝格推行改革的，并不只有路德。还有卡尔施塔特（Karlstadt）和闵采尔（Muntzer）。同时代的史料显示，路德被教宗绝罚而成名之前，当地最有名的神学家是卡尔施塔特。三人虽然一起在维滕贝格推行改革，但诉求并不一样。 三人中最保守的是路德。他被教宗绝罚后，躲在瓦特堡里。卡尔施塔特就成了维滕贝格改革的主要推动人。他也和路德一样，相信《圣经》是决定教义和实践的唯一尺度。但他们对《圣经》的解读大相径庭。 卡尔施塔特认为应该摧毁一切宗教画像，因为《旧约》禁止了一切画像。他还提出，教堂里不应该有任何音乐。 这些消息让路德非常担忧。他从瓦特堡发声，呼吁改革应谨慎。他重新出面取得改革的控制权，立即阻止了卡尔施塔特的提议。 卡尔施塔特认为路德的改革不彻底，最终离开维滕贝格，到奥莱明德（Orlamunde）去做牧师，继续在那里推行他的激进改革，包括废除婴儿洗礼——他认为这没有《圣经》依据。 路德再次感到担忧，努力阻止这种极端倾向。他主动和卡尔施塔特交谈，两人都认为自己对《圣经》的解读是正确的，无法达成共识。路德又试图说服卡尔施塔特的会众拒绝他的教导，结果会众更喜欢这位新牧师，也对改革方向没意见。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路德没有办法。 闵采尔也和路德对着干。 路德在改革之初就准备好了与权贵合作，为革命获取支持。闵采尔认为这不符合《圣经》。他认为宗教改革必然包括政治和经济改革，而改革家应该站在平民这边。闵采尔的这些观点直接推动了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他亲自带领农民参加弗兰肯豪森战役，并在那里阵亡。 闵采尔认为农民起义是《圣经》所认可的，路德却认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起义不符合《圣经》教导。路德早期对德国平民有能力正确诠释《圣经》的乐观看法，受到这场农民战争的严重挑战。 可以肯定的是，路德、卡尔施塔特、闵采尔的改革路线有巨大区别。当时的维滕贝格不止有一种改革，也没有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诠释和应用《圣经》。 与路德同时在西欧掀起改革的，还有瑞士的慈运理（Zwingli）。今天讨论宗教改革，更多会讨论路德和加尔文，但是慈运理对瑞士的宗教改革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他的改革独立于路德的改革，完全是自发的。 慈运理和瑞士东部的许多改革家一样，并不认为有必要更改教会的基本信仰。他推动的改革，只是体制和道德上的改革。他认为教会里的很多人已经忘记耶稣对个人道德的要求，因此应该回到《圣经》，效法耶稣。 慈运理的改革完全没有提到路德的“唯独信心”(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而且，一些学者比较了慈运理和路德的教导后，认为慈运理对个人道德的强调，与路德对恩典的强调之间存在张力。 两人最大的分歧，仍然在于对画像的态度。路德可以接受教堂里的画像，但慈运理和卡尔斯塔特一样，认为《旧约》禁止一切画像的诫命，对基督徒仍有效力。 1524年6月，在慈运理的推动下，苏黎世市议会下令从所有教堂中去除一切画像。瑞士各地接连掀起摧毁圣像的暴动，波及伯尔尼、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等地。 麦格拉斯强调，慈运理在改革思想的成型期里，没有证据显示他知道路德，更提不上受路德影响。慈运理针对的问题和提出的方案，直接扎根于当时瑞士东部的情况。正如路德看到的问题也来自维滕贝格一地的情况一样。 慈运理和路德都认为教会应该重新向《圣经》看齐。但具体应该怎么做？慈运理提出的方案与路德的截然不同，倒是接近天主教神学家伊拉斯谟（Erasmus）的想法。伊拉斯谟也认为天主教会应该进行体制和教育上的改革，而且正是他回到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圣经》，发现了拉丁版《圣经》的一些误译之处。伊拉斯谟终身没有脱离天主教会。 虽然都以《圣经》为唯一依据，但慈运理和路德对经文的理解有巨大差异。双方阵营间最有名的争议，就是“真实临在”之争。 路德和天主教一样，相信耶稣真实地临在于饼和酒里，因为耶稣说过，“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路德说，如果不该这么理解《圣经》的话，那《圣经》就靠不住了。 慈运理不同意。他认为耶稣的话是一种象征说法，饼象征耶稣的身体，酒象征耶稣的血。 两人都相信《圣经》，但得出两种不同的理解。而且这事关信徒领圣餐的时候，吃下去的究竟是一块无酵饼，还是耶稣真实的身体。 麦格拉斯问，哪种观点才是对的？哪种才是“新教”观点？这就是宗教改革带来的根本困境：缺乏一个权威的《圣经》诠释者为争议作出仲裁，导致新教内部在即便是重大的信理上也持续存在争议。改革家要杜绝私意解经，就必须在《圣经》之上设立释经权柄——而这又与改革初衷背道而驰。 但身为新教徒的麦格拉思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他认为观点的多元为基督信仰带来活力，也让教会更有能力与不同的地方文化相结合。 好吧，我尊重但无法认同这种观点。我亲身在加拿大和美国体会了12年各种五花八门、活力爆表的新教团体以至于一度在信仰上非常迷茫之后，还是选择回归了天主教会，因为我考察历史和天主教这样的古老教会才发现，人家的信徒根本不必在核心信仰上持续不断地争论，只需依靠慧眼识别异端的慈母教会的保护和带领，专心活出信仰就——就像小朋友牵着妈妈的手，就能放心大胆地走路而不怕跌倒了。 参考书目：McGrath, Alister. Christianity’s Dangerous Idea: The Protestant Revolution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Twenty-First. HarperOne,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