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神父保禄·楚本巴赫（Fr. Paul Truebenbach）在近期发布的一个视频中，给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灵修建议。他说不管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他堂区的会众来说，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他说灵修生活的本质跟习惯有关。我们不仅希望养成良好的习惯，也希望能戒除不良习惯。人就是习惯的产物，而且我们对自己其实知之甚少，往往误判自己的能力，就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在立志更改后又回到旧习惯里。他说，要实现持久的改变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一个他亲测有效的办法就是，准备一份写给自己的灵修宣言，每天早上念一遍。 在这份宣言中，他首先会写下“天主为什么赐给我这一天？”不是让我追求自己的欲望，也不是要我在杂念中浪费光阴，是要我继续忏悔、持续寻求Christ. 因此首先要提醒自己，这一天是为了我的救赎而赐给我的。 然后他会写下三件事。第一是他希望自己能完成的灵修任务，而且这些灵修任务尚未成为习惯，如果不加以提醒，就可能被忘记。 第二是他希望自己戒除的不良习惯。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一些特定的诱惑，都有一些常常偏离靶心的行为（i.e. sin），因此需要每天提醒自己，你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跌倒，以及，你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加以预防。 第三是写下自己希望效仿的榜样。他是司铎也是父亲，因此会写下一些同样身份和处境的人，也建议其他人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能激励自己走在正途上的榜样。 最后，楚本巴赫神父说，我们的目的是，在每一天的结尾，能回顾这一天，然后对自己说，我努力了，也许失败了，但我忏悔了，我比昨天的自己在灵修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一点点。 （原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05GpwYKdFU）

抑郁和焦虑在当代世界流行，也是这些年我非常关注的话题。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不论是古老的基督教灵修传统，还是现代心理学和精神科学，都提出过同一个建议：走出自我。既要在心思意念上转向他人，也要在物理上离开自己的椅子。以下四种观点分别来自一位东正教神父、一位天主教主教、一位临床心理学家、一位精神病学教授。 (Fr. Paul Truebenbach) 东正教神父Paul Truebenbach说，人越是关注自我，就越是加深各种心理问题。他说抗击抑郁和焦虑的关键在于，别只是活在自己的观念里，别总是关注自己，也别总是依赖自己。每当有教友向他寻求灵修建议时，他总是提出四点建议： 1. 运动。每天至少做30分钟的运动。不少科学文献都指出，这样做的效果几乎等同于药物治疗。 2. 去做一些跟建造、修理、清洁相关的事。总之是可以让你立即看到劳动成果的事情，比如整理房间。 3. 祈祷。每天至少半小时，推荐Jesus Prayer，圣咏集也很好，不要只是机械念诵祈祷词，要与基督相遇。 4. 去做一些对他人有意义的事情，不论是你的另一半，还是别的人。为他人而活。 神父说，做到这四件事，很多人都会从这些精神问题中走出来。 (Archbishop Fulton Sheen) 天主教的Fulton Sheen主教曾在五十年代的一档广播节目中说，面对深陷存在主义危机的人，他通常都不建议他们直接祈祷，因为这种状态离祈祷还太远。他给出的建议是：“出去帮助你的邻人。陷入生存焦虑的人只为自己而活，在自己的心思周围筑起了堤坝。……摆脱这种困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爱那些你看得见的人……去探访病人，照顾穷人，治愈被遗弃的人。一旦这么做了，你也会破壳而出。你就会发现他人并不是萨特所说的地狱，他人是你的一部分，也是上主造物的一部分。” (Dr. Jordan B. Peterson and Bishop Robert Barron) 临床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在跟巴伦主教的两次交谈中都提到：“心理文献说，过度的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和精神上的痛苦在概念上是无法区分的；它们占据相同的语义空间。巴伦主教同意这种观点，也指出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对“罪”（sin）的一种定义就是“人完全转向自我”。 彼得森在一期Lex Fridman的访谈节目中说，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的临床抑郁症，也不需要药物治疗，他们只是没有搭建起良好的生活。比如没有亲密关系，跟家人的关系一团糟，没有朋友，没有计划，没有工作，或者在工作之外把时间花在破坏性的事上，比如各种成瘾行为。他们不参与周遭的社群，也没有任何支持系统。彼得森说：“这种情况下的治疗方式就是，帮助他选择一种搭建生活的方式，比如交一个朋友。治疗师要做的就是引导他一步一步去实现这件事，哪怕从学会打招呼、握手、自我介绍开始。” (Dr. Anna Lembke) 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教授Anna Lembke上Andrew Huberman播客时说：“当代主流叙事一直鼓励人找到自己热爱的事（find your passion），仿佛一旦找到就能立马成功，而不成功则是因为没找到。”人在寻找自己热爱的事时，势必极度关注自我的感觉，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向内的探索。Lembke认为这种叙事是错误的。她接触过很多最终摆脱重度成瘾行为的人，从他们的经验中学到的是：“别再寻找你毕生所爱的事了，该做的是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是需要立即去完成的，不必是一件宏伟大事，可能只是去把垃圾倒掉而已。总之别再关注‘我和我的意志’，而是看看我在这一刻被召唤着去做的是什么事情。这会让人如释重负，因为你不必去寻找那份完美的事业，也不用觉得找不到就注定一生不快乐。你需要看看你已经被给予的人生，你身边的人，看看出现在你面前的那些工作和事情，然后带着谦逊的态度，用朴素的、体面的方式去做这些事，一天一天地活……”

《大西洋月刊》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叫《为什么美国人不再社交》。文章指出，在19世纪思想家托克维尔的笔下，美国人擅长打造各种社会团体，不论是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还是没啥用的。“没有什么比美国的智识和道德社团更引人注目。” 但这种情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走下坡路，在过去二十年里更是断崖式下降。从2003年到2022年，美国男性平均面对面的社交减少了约30%。未婚美国人的社交减少了35%。青少年社交减少了45%以上。总之，美国人进入有史以来最“孤独”的时代。 有人说，独处并不等于孤独。但过去几年的数据显示，与独处数据一同攀升的也有抑郁、焦虑等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时间使用调查（ATUS）的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是独处增加的原因之一，但社交大幅减少的趋势远在那以前就已显现出来。 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陷入抑郁？作者提到哈佛大学著名的成人发展研究——这是一项关于幸福的研究，也是同类研究中耗时最长的。去年，研究主任说，从这个项目中得出的最简单、最深刻的结论就是，好的人际关系是幸福的关键。 作者认为，许多人都熟悉身体健康的概念，我们也应拥有社交健康的概念。我们应该像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一样维护自己的人际关系。 公共卫生专家乐于讨论一些现代现象如何导致肥胖问题激增，比如高热量密度和不鼓励人步行的建筑环境。对于饮食造成的疾病，一种解释是，人体原本是为了应对热量稀缺而设计的，却突然进入一个热量丰富的世界，一定程度上在大环境上为肥胖症危机创造了条件。 作者认为，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视角来解释美国人社交健康的恶化。“我们出生时就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系，但一些现代趋势——如扩张的建筑环境、教会的衰落、社会流动性使人远离亲友——使我们成年后的生活方式变得四散，容易感到孤立。”与此同时，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需要对奇事和灾难保持高度敏感和关注，如今，社交媒体上各种吸引人眼球的内容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我们的现实经历。 作者在文末写道，“萨特说他人即地狱。也许吧。但与人隔绝比地狱还糟。” 最近一期Word on Fire里，巴伦主教和神学教授马修·佩楚塞克（Matthew Petrusek）从天主教视角讨论了这篇文章揭示的现象。佩楚塞克认为，美式个人主义从根本上误解了个人主义，也无法引人走向完全的繁荣，天主教的理念更能治愈人，使人联合。 巴伦主教认为，即便是自愿选择自我封闭，这种现象也十分值得关注，因为这违背人的本性。不论是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还是天主教的社会教导，都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天生渴望他人的陪伴，寻求与他人共融。如果有什么因素让我们离群索居，最终必然导致各种心理问题。 强调个人独立本身是好事，但独立并不应是人的终极姿态。巴伦主教引用了新教神学家保罗·田立克的观点。田立克说，个人化与参与是两个基本的对立面。二者之间自然存在矛盾，但应该是一种创造性的张力。我既是个体，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也属于一种大于自我的网络中：家庭、社群、社会、宗教等。在田立克看来，两者总是处于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健康的张力中，起码在这一世内不会得到根本解决。巴伦主教认为，田立克的这种说法，也代表了天主教社会教导的观点。 但历史上有那么多沙漠圣人，又该如何看待呢？巴伦主教说，他们去沙漠不是为了独处而独处，也不只是为了寻找个人空间，而是在寻找祈祷之所。祈祷使他们与天主连接，又因此而必然与万物相连。所以从这种隐居士和修道院的传统中，生出的往往是一种社会责任，为世界祈祷的意愿。 怎么看待萨特的名言“他人即地狱”？巴伦主教认为，亚里士多德和圣经的传统比萨特更能看到人性的精微、深奥之处。假如天国是爱，那么这话应该反过来说：他人即爱，他人即天国。我与天主的联系越紧密，我与天主所爱的一切都会更紧密。 《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还提到，越来越多的人用宠物取代人际关系。巴伦主教说，他小时候家里也养狗，但不认为这是一回事。你可以跟狗讲话，但能交流的极为有限。与人交流能带来更深层次的满足感，是心与心的交谈，这是宠物和屏幕都无法替代的。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是理性的动物，他用的“理性”一词是希腊文里的logos，本身也有“语言”的意思。巴伦主教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与他人坐下来，面对面的交谈，并在这过程中获得灵魂上的满足。

这次再来加拿大，有不少让我五味杂陈的发现，比如，安乐死从2016年起就在全加合法化了。 更早以前在这里读大学的时候，修过一门伦理学课，讨论过安乐死。印象深刻的是，我和大部分学生都觉得，安乐死不是很好吗？既减轻人的痛苦，也给人以尊严。但是教授Paul Chamberlain就不断地挑战我们的观点，指出我们论证中的漏洞，还推荐我们读他写的Final Wishes: A Cautionary Tale on Death, Dignity &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读的是一所教会大学，大部分学生跟全部的教授一样，都是基督徒，我那时还不是。但当时所有十八、九岁的学生，不论信仰状态如何，在这些议题上的观点都趋同——基本都偏向自由主义观点，觉得我的人生应该由我全权做主，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吗？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出厂设置。 后来我经历了自己的慕道和新生。2016年的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不过整体价值观仍然比较偏自由派。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因为工作关系看了一部纪录片叫How to Die in Oregon，场景是在安乐死合法化的俄勒冈州。拍摄手法很特别：导演直接给每位选择安乐死的人一部便携式摄影机，让他们在没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拍下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既能理解他们的选择，又难以抑制地为一个生命的非自然陨落而悲伤。看完之后我和主管讨论过这部纪录片。他在南美洲长大，自我认同是无神论者，但在文化上又自认为深受天主教的影响。我俩看完纪录片都觉得很受震撼而且词穷，难以在安乐死的是非上作出抉择。 再后来我又坚振进入了天主教会，阅读教父著作、教理、教宗通谕、社会训导，逐渐对一种基督教的世界观和社会价值观清晰了起来，所有的点都连在一起，形成一幅完整的图景。现在再来看安乐死，我会认为，这和堕胎是同一个话题——归根结底在于厘清这一个问题：人类生命的尊严和起止，究竟是由人自己决定，还是由创造人的上主决定？ 巴伦主教和Jason Blakely的对话中提到，现代人如果觉得自己既有的世界观有缺陷，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尝试穿戴其他世界观，不要只纠结于逻辑实证主义式的论证——那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而是要在尝试活出新的世界观后自问：“我的生命更丰富了吗？我内心深处的渴望得到满足了吗？”这同样能帮助你判断一种世界观的真实性。

巴伦主教和政治学学者杰森·布莱克利（Jason Blakely）交谈的这期播客，听了两遍，做了不少笔记，很受益。 两人讨论了布莱克利的新书We Built Reality. 布莱克利的主要论点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诸多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有本质上的不同：自然科学描述客观世界，其描述并不会改变客体本身。但社会科学难以企及这种严谨程度，其产出更像是一种诠释学（hermeneutics)，而且这种诠释会规训人类行为向其靠拢，在这点上也有别于自然科学及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Blakely反对把社科研究的结果当作一种描述客观人类社会、且需要人遵循的科学。 巴伦主教和布莱克利都反对科学主义（scientism）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只有科学方法能产出真知，凡不能用科学方法进行探索的对象都是不存在或者不重要的。布莱克利认为，人类行为中有一些叙事的、诗意的品质，无法化约为可测量的因素。这里就是科学主义和宗教叙事的冲突所在。他认为知识有不同的来源，现代人已经失却了“叙事”这种产生真知和意义的渠道，往往倾向于用科学方法作为衡量一切真知的唯一准绳。 巴伦主教提出灵魂拷问：柏拉图的《理想国》、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T. S. 艾略特的《荒原》里，就没有传达出一点真知吗？哲学也是非科学但能产出真知的渠道之一。哲学也以理性为工具。 两人都认为，人都活在某种叙事里。叙事可以既真且善，也可以既假且恶。现代人倾向于打造自己的叙事，而成为天主教徒就意味着进入一种已经存在的真实叙事里，人要做的是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所谓的福传，不过是把这种叙事传扬出去——因为这种叙事才能告诉我们该如何恰当地规划自己的人生。 巴伦主教说，这些年他看了很多电影，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叙事就是，我必须摆脱传统和权威的束缚，找到自己的声音，做我想做的事。这是现代性的原型（archetype）。但是，你的人生因此变得更好了吗？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他说当时看到The Shape of Water这部电影，就对身边另一位神父说，这片子肯定能得奥斯卡奖，因为这就是完美的现代叙事：水没有形状，我赋予它什么形状，它就是什么。 布莱克利说，好的叙事给人的生活以秩序，以及秩序中的自由。 巴伦主教说，现代人亟需跳出既有的、时代所赋予的、在懵懵懂懂中被我们接受的叙事，然后尝试一些其他的叙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尝试活出其他叙事，然后自问，我的生命更丰富了吗？我内心深处的渴望得到满足了吗？他同意圣若望·亨利·纽曼（St. John Henry Newman）的看法：人极少会因为辩论而相信一件事，人之所以认信，往往得益于自己尝试活出这种叙事时所遭遇的一系列的影响、直觉和经历，才会说我信——这种叙事的确让我看到事物更深层次的意义。 布莱克利提到洛杉矶神父Fr. Greg Boyle，他建立了一个帮助前帮会成员再次融入社会的帮助项目。他愿意给所有愿意改过迁善的前帮会成员一份工作，哪怕这并不符合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思维——他认为人的尊严并不可以量化后加以取舍。 Fr. Greg Boyle和前帮会成员 又讨论到悲伤和抑郁的情感。布莱克利认为现代精神科学往往把人视作一种机器（homo machina，始自霍布斯），仅仅用生物化学的机制解读情感，就可能忽略情绪在更深层面的指向性。布莱克利说，悲伤固然可以用生物化学的语言来描述，并且使用药物加以干预，但我之所以悲伤可能是因为我最好的朋友去世了，我的情绪在这个层面是有意义的。巴伦主教说，小时候他每每经历负面情绪，母亲就会说，把悲伤献给主吧。这就把一种情绪置于一种广阔无比的意义语境中：你可以把自己的苦难献给上主，让上主和圣人用于救赎他人。这是把自己的情感生活融入更大语境的方式之一。 布莱克利年轻时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二十多岁才归信公教。他说自己转变的原因在于，曾经的叙事已经无法支撑自己的生命了，根本活不出来。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著作对他影响颇深。泰勒希望回答的问题是，活在世俗社会里意味着什么？复魅世俗社会又意味着什么？ 泰勒在他的著作中反复述说的是，现代人“祛魅”过头，导致我们难以与一个更广阔且深远的世界建立联系。布莱克利认为，现代人与神圣遭遇的主要途径就是艺术——即便现代人不会用“神圣”这个词。泰勒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诗意是复魅的渠道之一。

译者按：巴伦主教在Word on Fire上撰文，提出天主教徒在投票时应考虑的四个原则。这篇文章有助于我们理解信仰和政治的关系。以下为全文翻译。原文标题：Four Principles for Catholics During Election Season. 每隔四年，天主教徒就要在选举时面临艰难的抉择。坚定的天主教民主党人士不明白与他们相同信仰的人怎会选择一位共和党候选人，坚定的天主教共和党人士则表达出相反的疑惑。通常双方都热切盼望他们的主教和神父来解决争议。每到总统选举期，教会都会努力澄清这个问题，通常只会让很少数人满意。但是，「让我们再次共赴突破口吧，亲爱的朋友们」（译注：引自莎士比亚《亨利五世》），本着这一精神，让我尝试阐述四个基本原则，以提供一些指导。 首先，天主教社会训导显然超越了共和党与民主党、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裂，因此与任何一方阵营都不完全等同。如果有人说，两党中有一个能完全地或充分地代表天主教社会训导，那这人只是被误导了。大体上说，民主党提倡的一些主题和原则是天主教传统所尊崇的：关心弱势人群、关心移民和难民、保护环境、反对死刑以及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同样在大体上说，共和党与天主教的许多教导之间也存在一致：反对堕胎和安乐死、捍卫传统家庭、倡导保护良心和信仰自由。哪一个党派更「天主教」呢？在我看来，我们无法在理论上作出裁决。 所以我们就只能一筹莫展了吗？也不是，这里就要引出我要阐明的第二个原则：在以上提及的所有价值中，必须优先考虑对人类生命的保护，因为生命是最基本的善，没有它就无法获得其他的善。因此，在一位天主教徒的政治演算中，反对堕胎、安乐死和死刑就应占据首要位置。可是问题仍然很棘手，共和党在前两个问题上相对正确，而民主党在最后一个问题上相对正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受到堕胎和安乐死威胁的人数，远远超过受到死刑威胁的人数。有时候人们会说，所有生命都一样神圣，但在这个语境里，这句话只是在转移注意力而已。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谁的生命更神圣——是那些未出生的人、老人、穷人还是移民——而是谁的生命正受到更迫切、更直接的威胁。 这就要引出第三个原则：一位天主教徒绝不能「因为」一位候选人支持某种不道德的立场而投票给他，只能是「尽管」有这种支持，而且只能是在权衡利弊之后，仍然如此选择。因此，比如说，一位天主教徒凭良心永远不能说，因为民主党支持堕胎合法化，所以她要投票给拜登。同样地，一位天主教徒凭良心永远不能说，因为共和党支持死刑，所以他要投票给川普。每个人都不得不说出类似这样的话：「虽然他的立场让人不能接受，但我还是要投给他，因为我在审慎考虑后认为，他在其他方面的努力，以及／或者他本人的品格平衡了他所持有的不可接受的观点。」这是不是把我们带入了一潭浑水？坦率地说，是的，但是当我们处理的是审慎的问题，而不是原则的问题时，这是必然的情况。 最后这句话引出了我的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天主教徒绝不应该在道德原则上持有异议，但他们的确可以就何为实现这些原则的最好方式正当地持有不同意见。所以，举例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每一位天主教徒都应该接受我在上文中提到的政治理想，其中一些偏左，另一些偏右。每一位天主教徒都应该支持保护环境、服务穷人、捍卫传统家庭、反对社会不公、倡导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等。但并非每一位天主教徒都有义务支持相同的方式来达成上述目的。自由派天主教徒和保守派天主教徒可以在《巴黎气候协定》、海底钻探的合法性、改革现有医疗体系是否明智、税法的变动、最低工资水平、监管华尔街的最佳政策等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在后一类议题上可以有正当的辩论，需要审慎判断。 也许在最后，我还应该提到一点，倒不是第五项原则，而是发自内心的一声呼喊：去投票！一些天主教徒受到诱惑——我承认我也感受到这种诱惑的牵扯——觉得既然对于提倡天主教社会训导的人来说，政治上的事如此复杂，所以最好是「各打五十大板」，然后袖手旁观。但这不是一个站得住脚的立场。在《天主经》里，我们祈求：「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福音的信息确实最终会把我们引向与主在高天的永生，但它也对此刻地上的现实世界有意义。如果我们天主教徒不介入政治进程，不论这进程有多混乱，我们就是让天主教的社会训导成为一纸空文。

如果想了解基督教，从政治立场作为切入点，不是一个好的进路。因为基督教是超越政治的。后基督教时代的许多主义里都有基督教的影响（哪怕是一种明着反基督教的主义），但不管什么主义都不等同于基督教本身。一个基督徒可能处于政治光谱上的任何地方。 但如果一定要用政治立场的尺度去丈量一下，皮尤2014年的《美国宗教团体的政治偏好》图表可以提供很多信息。这张图里的主要基督教教派有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由于新教（Protestantism）不是一个教派，而是许多宗派团体的总称，而且在这张图里细分出来了，所以在讨论这张图之前，需要澄清一些关于美国新教的概念。 美国新教教派有两种分类法。一种是按照传统宗派分，比如浸信会（Baptist）、长老会（Presbyterian）、圣公会（Anglican）、路德宗（Lutheran）等。这些宗派都是16世纪西欧宗教改革之后，从天主教内部脱离出来的基督教团体及其后裔。每一个宗派在历史上都经历了更多分裂与合并。传统上美国最大的七个新教宗派是美国圣公会（Episcopal）、联合循道会（UMC）、美北浸信会（ABCUSA）、美国长老会（PCUSA）、美国福音路德教会（ELCA）、联合基督教会（UCC）、基督会（DOC）。 这些历史比较悠久的新教宗派统称为“主流新教”（Mainline Protestant）。 另一种分类法则是二分为“福音派”和“主流新教”，大致对应政治光谱上的“右”和“左”。福音派是怎么来的？这要从19世纪晚期的“自由神学”运动说起。受现代性的冲击，新教里的一些基督徒不再相信童女生子、耶稣复活等神迹，也不再接受《圣经》的权威，在社会议题上不再遵从基督教的传统教导，认为信仰只是一种个人宗教体验。持有这些观点的新教徒被称为“自由派”（或现代派）。一般认为德国新教神学家士来马赫（Schleiermacher）是自由神学之父。自由神学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主流新教。 在2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一场反对自由神学的“基要派”（Fundamentalism）运动。这场运动始于长老会，后来遍及所有宗派。基要派坚信《圣经》无误，相信神迹，在社会议题上坚持基督教的传统教导，总体上倾向于与世俗社会保持距离。到了50年代，基要派里又分化出“福音派”，以葛培理牧师（Billy Graham）为代表人物。福音派诞生之初，是要把新教徒的视线从“自由vs基要”的二元对立中释放出来，重新聚焦于福音本身。福音派比基要派更愿意与世俗社会和其他教派对话，也更接受现代科学，但与自由派不同的是，福音派仍然接受《圣经》的权威和神迹，以及基督教的传统社会教导。从70年代开始，福音派成为美国的主要基督教派，一部分基要派汇入福音派运动中。 福音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派，而是一种跨宗派的运动。那些不能接受主流新教里自由主义倾向的基督徒，就从原来的宗派中独立出来，组成这个宗派里的福音派。比如，美国长老会（PCUSA）里的一些基督徒在1973年独立出来，成立福音派美洲长老会（PCA）。 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每个名字里带“福音”字样的教派都是福音派，比如美国福音路德教会（ELCA）就属于主流新教。此外，“主流新教”只是历史上沿用的称呼，并不是人数上的主流。据同一个皮尤统计，福音派占美国人口25.4%，主流新教派占14.7%，天主教占20.8%。 皮尤这张图里的基督教团体，左边按照传统宗派分类，右边注明了一个新教教派是属于福音派还是主流新教。还有一个特殊类别是“传统黑人教会”（historically black），这个名称无需更多解释。 从这张图里可以看到这些特点： 1、一个新教宗派里，可能既有偏民主党的主流新教派，也有偏共和党的福音派。比如，属于主流新教的路德宗ELCA里只有43%的人支持共和党，而属于福音派的路德宗LCMS里有59%的人支持共和党。 2、简单地把主流新教等同于偏民主党不对，比如美北浸信会（ABCUSA），虽然属于主流新教，但其中支持共和党（41%）和民主党（42%）的几乎同样多。 3、简单地把福音派等同于偏共和党也不对，比如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虽然属于福音派，但支持民主党的（45%）比支持共和党（35%）的更多。 4、天主教里支持民主党（44%）的比支持共和党（37%）的多。 5、东正教里也是支持民主党（44%）的比支持共和党（34%）的多。 6、最偏向民主党的不是无神论者（69%），而是几个传统黑人教会（75-92%）。 从这张图里能看出基督教相信什么吗？当然不能，那不是描述性统计可以解答的问题。从基督教内部看，美国天主教和东正教整体上更偏自由，也许让人惊讶，但是考虑到美国是在清教/新教价值的基础上建立的，而天主教和东正教都是后来跟随移民到来的教派，也许就没那么奇怪了。至于传统黑人教会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民主党，应该没有人会惊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