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rn Fundamentalist, Born Again Catholic (1996)By David B. Currie 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美国新教牧师和传道加入天主教会，大卫·柯里（David B. Currie）是其中之一。柯里出生在基要派家庭，父亲是传道，父母都在基要派神学院——慕迪圣经学院教过书。柯里从小就信仰虔诚，大学毕业后投入全职福音事工，并从三一福音神学院拿到神学硕士学位。他做过教会董事、执事、长老、福传培训师、诗班负责人、成人主日学教师。但在40岁的时候，他从原来的教会辞职，与妻子和孩子一同加入天主教会。他撰写的《从基要派到天主教》（Born Fundamentalist, Born Again Catholic）这本书就是讲述这个转变过程。 按照柯里的说法，基要派的思想源头是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再洗礼派”。他们把“唯独圣经”贯彻到底后，认为婴儿洗礼不符合《圣经》，遂与仍保留了这一实践的慈运理、路德、加尔文等主流改革家分道扬镳。整体上说，他们的改革更为彻底，也被称为“极端宗教改革”。 进入三一福音神学院以后，柯里和他身边的许多人一样，因为受不了基要派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逐渐不再以“基要派”自称，改称“福音派”。但他强调，这不是立场上的改变，只是称呼上的改变，而且他们这种前身是基要派的福音派，比从主流新教里独立出来的福音派更为保守（关于美国基要派、福音派、主流新教的关系，之前写过一篇）。 柯里解释说，基要派和福音派在神学上区别不大，最大的不同在“分离观”上。他还是基要派的时候，持有“二度”分离观。什么意思呢？持一度分离观的基要派，不与信仰有误的基督徒相交（在他们眼中就是自由派、天主教徒等）。持二度分离观的基要派，不与那些同信仰有误的基督徒相交的基要派或福音派相交。因为这个理由，持二度分离观的基要派不参与著名福音派牧师葛培理的福传事工，因为其中有一些自由派牧者。 基要派作为一个整体，对天主教持十分负面的看法。柯里说，天主教的很多教理都严重冒犯到他，比如炼狱、向圣人祷告、为亡者祷告、赎罪券、圣母无染原罪、教宗无误、向神父告解、对塑像和圣髑的态度等。他认为这些都是对基督教信仰的歪曲。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人，为什么到了40岁突然改观呢？柯里说，正是《圣经》让他改观。当他放下偏见去了解天主教，并把自己曾经憎恶的教理逐一放入《圣经》中检验时，首先他发现以前对天主教有很多误解，有些错误观念甚至是从神学院得来的，然后他发现这些教理都经受住了检验。 介绍了自己的改变后，柯里用十章的篇幅详细讨论了十个主题：真实临在、唯独圣经、使徒传承、教宗无误、新教《圣经》里少的七本书、唯独恩典、道成肉身、玛利亚、千禧年前论、道德议题等。 很值得一看。

Welcome to the Orthodox Church (2015)by Frederica Mathewes-Green 作者马修斯-格林曾经属于美国圣公会，七十年代在美国最大的圣公会神学院——弗吉尼亚神学院拿到学位。她先生是圣公会牧师。他们在八十年代末对圣公会愈来愈靠近世俗价值的趋势感到不满，希望寻找到一个更有属灵深度的基督教传统，一番比较后，最终归信东正教。现在先生是东正教神父，马修斯-格林写了不少介绍东正教的书。 在前言里，作者说，东正教不是一个置身其外就能了解的对象。站在教会之外，你只能了解有关东正教的知识。但真正的学习，只有在内部才有可能。在内部你会发现，东正教主要不是一个宗教机构，而是一条信仰之路。机构是为这条道路而存在的。 为了尽可能营造出一种置身其内的氛围，作者用想象力搭建出一座名叫St. Felicity的东正教教堂，先是带领读者在平日无人时参观教堂建筑，解释各部分的功用、陈设的由来，然后带读者参加这里的主日圣礼仪、洗礼圣事、婚礼、葬礼等。作者把每一种仪式上的步骤一一道来，解释其历史、经文依据，及与西方教会的不同（如果有的话）。她还虚构出一些栩栩如生的“会众”，每个人都有名字和故事。读起来就好像我真是在一位东正教朋友的陪同下，参加了这些礼仪，认识了这些信徒，吃了几盘Koliva. 作者很会打比方。为了解释11世纪的东西教会分裂，她说，你需要一份地图，请把左手伸出来，掌心对着你，大拇指对着西北，另外四指对着东北。早期基督教有五大中心，大拇指是罗马，食指是君士坦丁堡，中指是安提阿，无名指是耶路撒冷，小指是亚历山大。罗马在西方，讲拉丁语，另外四个城市都在东方，讲希腊语。东西大分裂，就是罗马主教与另外四位主教分道扬镳。罗马主教辖下的教区就是后来所谓的天主教（罗马主教就是教宗）。另外四个教区就是后来所谓的东正教。 作者说，虽然这么说很奇怪，但从东正教的视角看，天主教和新教很相似——它们在地理、历史、文化和神学观上都属于西方教会。整个西方教会都受经院哲学、宗教改革、启蒙主义和现代性的影响，但东正教完全置身于这种叙述之外。此外，受圣奥古斯丁的影响，西方教会认为耶稣是来偿还债务的，东方教会遵循早期传统，认为耶稣是来摧毁死亡的。因此西方绘画多描绘耶稣受难，东方多描绘耶稣的胜利。诸如此类的区别还有很多。天主教不认为东正教的教导有误，只是认为东正教处于裂教状态。东正教不同意天主教的一些教导，比如教宗无误、圣母无染原罪（东正教认为圣母有原罪但没有选择犯罪）等。 从天主教或者新教的视角看，东正教和天主教则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个教会都追溯到使徒时代，也保留了从早期教会传下来的诸多信仰和实践。比如，东正教也敬礼圣人和圣母，并且认可耶稣亲自设立的七大圣事：洗礼、坚振、告解、圣餐、婚姻、圣职、傅油。（多数新教教派只保留了洗礼和圣餐，而且大都不认为耶稣真实临在于祝圣后的饼和酒中。）东正教也有斋戒，其要求比天主教更严格。作者说，如果严格遵守，东正教徒一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吃纯素（vegan）。 最后一章的结语里，作者说，东正教的传统不仅属于东正教徒，也属于所有基督徒，因为这是早期教会留给我们的财富。就好像一份健康饮食计划，如果能完全遵守，就能获得最大的益处，即使只能遵守其中一部分，也能为我们的信仰之旅带来益处。

Unplanned (2010) by Abby Johnson 二十七岁的艾比•强森（Abby Johnson）当上了德州布莱恩市“计划生育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的诊所主任，成为该会史上最年轻的诊所主任之一。艾比曾经堕过两次胎，切身体会过女性意外怀孕时的无助，她相信计划生育联合会提供的安全堕胎服务是女性的福音。她不理解诊所四周的铁丝网外每天都来抗议、祷告、发小册子的人。在她眼里，这些人试图剥夺女性的身体自主权。 两年以后，艾比从工作了八年的计划生育联合会辞职，加入铁丝网另一边的反堕胎抗议。这本书讲述了她的转变过程。 艾比还是心理学系大三学生的时候，计划生育联合会去她的学校招募志愿者。一开始艾比并不热心。她当时已经堕过一次胎，但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对联合会的人说，她不确定自己对堕胎是什么想法。招募者说，联合会的目标是让堕胎变得既安全又稀少，他们为社区提供性教育、免费避孕措施、初级妇科保健等，这些举措让意外怀孕减少，堕胎不就少了吗？艾比觉得有道理，加上本来就想从事帮助女性度过危机的事业，就报了名。她的工作是陪同前来寻求服务的女性从停车场走进诊所，一路同她们说话，让她们听不到铁丝网外的抗议声和提供堕胎之外其他选项的声音。 艾比很快从志愿者成为正式员工，最终晋升为布莱恩市计划生育联合会的诊所主任。 让艾比改变立场的有两个直接因素。一是当时诊所用完了一笔政府补贴，陷入财务困境，上司要求她的诊所多做堕胎——这是诊所的主要收入来源。多年来艾比一直相信联合会的宗旨是要减少堕胎，这是她愿意为其工作的主要原因。上司的要求让她不解。她在会议中顶撞上司，受到行政处分。 第二个因素更直观。这天诊所里来了一位新医生，他在手术中需要使用超声波，就叫艾比进来操作探头。这是艾比第一次直接参与堕胎手术。看到屏幕上已经13周的胎儿，艾比想到她两年前怀上女儿Grace时看到的超声波画面与这一幕很像，胎儿的头、手、脚都清晰可见，唯一的不同在于，一个金属导管正缓缓朝画面上的胎儿逼近，胎儿的脚动了一下，然后整个身体都开始扭动，似乎想躲避导管的触碰。医生一声令下，护士打开吸引器，胎儿顿时剧烈旋转，像拧在一起的抹布，随即支离破碎，消失在导管里。 一周后，艾比在午休时间溜去同一条街上的“生命联盟”（Coalition for Life）办公室——正是这个机构每天在计划生育联合会铁丝网外抗议、祷告，与联合会“抢客户”。艾比在曾经的“敌人”面前崩溃大哭，说她不能再为联合会工作了。几天后，在他们的鼓励下，艾比递交了辞呈。 艾比在此前虽然不能同意生命联盟的立场，但他们多年来每天在铁丝网外和她友好打招呼，大部分时间在默祷，关切前来寻求帮助的女性，艾比认为他们人是好的，只是误入歧途。辞职后，生命联盟向她介绍这个组织取得的成就，他们为她个人做的祷告，以及一系列的“巧合”，艾比才渐渐意识到，自己只是那个伟大计划的一部分。那个计划远远高过任何个人的意念。艾比辞职四年后，她曾经就职的计划生育联合会诊所关闭了。 艾比从来没有失去过信仰。她生长在浸信会家庭，父母都反对堕胎，先生道格也反对堕胎，只有艾比认为她在计划生育联合会帮助女性是践行上帝旨意的一种方式。但父母和先生从来没有改变过对艾比的爱。艾比和道格最初去浸信会教会，牧师发现她为堕胎机构工作后，不允许她成为正式会员。她非常震惊，也很受伤，就和道格去了支持堕胎的美国圣公会（Episcopal）。讽刺的是，艾比离开计划生育联合会成为全国新闻之后，她在美国圣公会也受到排斥。这本书在2010年出版，艾比和道格在2012年正式加入天主教会。 现在的艾比和道格共有八个孩子，包括一对双胞胎和一个领养的孩子。艾比继续在各地演讲，成为一位社会活动家。为了支持艾比的反堕胎事业，道格选择在家带小孩。 2019年，这本书被翻拍成同名电影。

今年读了58本书。从去年九月到今年六月都在天主教堂上慕道班（RCIA），阅读上侧重于了解教会史和不同教派。读过的书里有以下这些： 1.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How to Discuss What Matters Most, by Bruce Patton, Douglas Stone, and Sheila Heen  人际间出现矛盾时需要沟通，这种沟通涉及三个层面：1、事件本身；2、各自的情绪；3、各自的身份认同。光是讨论发生了什么就够难达成共识了，更难的是处理双方在情绪和自我认识层面的冲突——它们藏身在言语之外，不一定被本人所知，却时刻左右着谈话走向。中文版叫《高难度谈话》。三位作者都是哈佛法学院讲师、哈佛谈判项目成员，其中Bruce Patton参与写作的Getting to Yes是谈判经典。 2. Jesus, interrupted: Revealing the Hidden Contradictions in the Bible (And Why We Don’t Know About Them), by Bart D. Ehrman 叶尔曼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宗教学教授，写了不少《新约》历史研究的普及读物。他曾经是基要派（fundamentalist）基督徒，从事《圣经》研究后发现基要派的一些信念与理性无法共存，于是做了15年自由派基督徒，最终因为无法理解上帝为什么允许苦难发生而失去信仰。他在这本书里从文本批评的角度介绍了《新约》里的矛盾之处，以及《新约》正典的形成过程。他说这些内容在学界是共识，但在普通基督徒中不是常识。叶尔曼不认为这些知识必然导致不信。 3. Where the Conflict Really Lies, by Alvin Plantinga 普兰丁格是一位美国分析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是宗教哲学、认识论和逻辑学。这本书的论点是，科学与有神论表面上矛盾，实质上是和谐的；科学与自然主义世界观表面上和谐，实质上有深层矛盾。这并不是一个新观点，但普兰丁格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进行了论证。 4…. Continue reading →

正在读一本评估宗教改革的书叫《基督教的颠覆性思想》（Christianity’s Dangerous Idea）。作者阿利斯特·麦格拉斯（Alister McGrath）当年在牛津拿到生物物理学的博士学位后，又去攻读神学，现在是牛津神学教授、历史学者，也是一位圣公会牧师。 麦格拉斯指出，今人常把发生在16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看成一场有统一诉求的运动，甚至把新教看成一种同质的教派，这都忽略了宗教改革和新教的多元性，以及其中折射出的新教的最大困境。 16世纪初，在德国维滕贝格推行改革的，并不只有路德。还有卡尔施塔特（Karlstadt）和闵采尔（Muntzer）。同时代的史料显示，路德被教宗绝罚而成名之前，当地最有名的神学家是卡尔施塔特。三人虽然一起在维滕贝格推行改革，但诉求并不一样。 三人中最保守的是路德。他被教宗绝罚后，躲在瓦特堡里。卡尔施塔特就成了维滕贝格改革的主要推动人。他也和路德一样，相信《圣经》是决定教义和实践的唯一尺度。但他们对《圣经》的解读大相径庭。 卡尔施塔特认为应该摧毁一切宗教画像，因为《旧约》禁止了一切画像。他还提出，教堂里不应该有任何音乐。 这些消息让路德非常担忧。他从瓦特堡发声，呼吁改革应谨慎。他重新出面取得改革的控制权，立即阻止了卡尔施塔特的提议。 卡尔施塔特认为路德的改革不彻底，最终离开维滕贝格，到奥莱明德（Orlamunde）去做牧师，继续在那里推行他的激进改革，包括废除婴儿洗礼——他认为这没有《圣经》依据。 路德再次感到担忧，努力阻止这种极端倾向。他主动和卡尔施塔特交谈，两人都认为自己对《圣经》的解读是正确的，无法达成共识。路德又试图说服卡尔施塔特的会众拒绝他的教导，结果会众更喜欢这位新牧师，也对改革方向没意见。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路德没有办法。 闵采尔也和路德对着干。 路德在改革之初就准备好了与权贵合作，为革命获取支持。闵采尔认为这不符合《圣经》。他认为宗教改革必然包括政治和经济改革，而改革家应该站在平民这边。闵采尔的这些观点直接推动了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他亲自带领农民参加弗兰肯豪森战役，并在那里阵亡。 闵采尔认为农民起义是《圣经》所认可的，路德却认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起义不符合《圣经》教导。路德早期对德国平民有能力正确诠释《圣经》的乐观看法，受到这场农民战争的严重挑战。 可以肯定的是，路德、卡尔施塔特、闵采尔的改革路线有巨大区别。当时的维滕贝格不止有一种改革，也没有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诠释和应用《圣经》。 与路德同时在西欧掀起改革的，还有瑞士的慈运理（Zwingli）。今天讨论宗教改革，更多会讨论路德和加尔文，但是慈运理对瑞士的宗教改革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他的改革独立于路德的改革，完全是自发的。 慈运理和瑞士东部的许多改革家一样，并不认为有必要更改教会的基本信仰。他推动的改革，只是体制和道德上的改革。他认为教会里的很多人已经忘记耶稣对个人道德的要求，因此应该回到《圣经》，效法耶稣。 慈运理的改革完全没有提到路德的“唯独信心”(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而且，一些学者比较了慈运理和路德的教导后，认为慈运理对个人道德的强调，与路德对恩典的强调之间存在张力。 两人最大的分歧，仍然在于对画像的态度。路德可以接受教堂里的画像，但慈运理和卡尔斯塔特一样，认为《旧约》禁止一切画像的诫命，对基督徒仍有效力。 1524年6月，在慈运理的推动下，苏黎世市议会下令从所有教堂中去除一切画像。瑞士各地接连掀起摧毁圣像的暴动，波及伯尔尼、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等地。 麦格拉斯强调，慈运理在改革思想的成型期里，没有证据显示他知道路德，更提不上受路德影响。慈运理针对的问题和提出的方案，直接扎根于当时瑞士东部的情况。正如路德看到的问题也来自维滕贝格一地的情况一样。 慈运理和路德都认为教会应该重新向《圣经》看齐。但具体应该怎么做？慈运理提出的方案与路德的截然不同，倒是接近天主教神学家伊拉斯谟（Erasmus）的想法。伊拉斯谟也认为天主教会应该进行体制和教育上的改革，而且正是他回到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圣经》，发现了拉丁版《圣经》的一些误译之处。伊拉斯谟终身没有脱离天主教会。 虽然都以《圣经》为唯一依据，但慈运理和路德对经文的理解有巨大差异。双方阵营间最有名的争议，就是“真实临在”之争。 路德和天主教一样，相信耶稣真实地临在于饼和酒里，因为耶稣说过，“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路德说，如果不该这么理解《圣经》的话，那《圣经》就靠不住了。 慈运理不同意。他认为耶稣的话是一种象征说法，饼象征耶稣的身体，酒象征耶稣的血。 两人都相信《圣经》，但得出两种不同的理解。而且这事关信徒领圣餐的时候，吃下去的究竟是一块无酵饼，还是耶稣真实的身体。 麦格拉斯问，哪种观点才是对的？哪种才是“新教”观点？这就是宗教改革带来的根本困境：缺乏一个权威的《圣经》诠释者为争议作出仲裁，导致新教内部在即便是重大的信理上也持续存在争议。改革家要杜绝私意解经，就必须在《圣经》之上设立释经权柄——而这又与改革初衷背道而驰。 但身为新教徒的麦格拉思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他认为观点的多元为基督信仰带来活力，也让教会更有能力与不同的地方文化相结合。 好吧，我尊重但无法认同这种观点。我亲身在加拿大和美国体会了12年各种五花八门、活力爆表的新教团体以至于一度在信仰上非常迷茫之后，还是选择回归了天主教会，因为我考察历史和天主教这样的古老教会才发现，人家的信徒根本不必在核心信仰上持续不断地争论，只需依靠慧眼识别异端的慈母教会的保护和带领，专心活出信仰就——就像小朋友牵着妈妈的手，就能放心大胆地走路而不怕跌倒了。 参考书目：McGrath, Alister. Christianity’s Dangerous Idea: The Protestant Revolution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Twenty-First. HarperOne, 2007.

Lost Christianities: The Battles for Scripture and the Faiths We Never Knew, by Bart D. Erhman 这是新约历史学家巴特·叶尔曼（Bart D. Ehman）写的一本普及读物，讲述基督教的前四个世纪里，那些在正统和异端的斗争中败下阵来，逐渐被历史遗忘的教派和群体，以及曾经被他们奉为经典的经文。 读完的感受是，跟早期基督教世界里的神学争议相比，现在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之间的神学差异简直是小儿科——毕竟这三支都是当时胜出的主流教会的后裔。 据叶尔曼介绍，单是在如何看待犹太教与耶稣的关系上，早期基督教里就存在两种极端。一端是以便流派（Ebionites）。他们认为基督徒都必须先成为犹太教徒，遵行一切犹太律法，才能获得救赎。可以想象，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保罗，在他们眼里错得很离谱。以便流派只认《旧约》和针对犹太人写的《马太福音》，里面的耶稣曾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太 5:17 ） 以便流派的追随者并不多。外邦成年男子听说获得救赎的前提条件是先行割礼，都不是很热心。 光谱另一端是马吉安派（Marcionites）。其创始人马吉安认为，《旧约》里犹太人的上帝经常发怒、嫉妒、报复，而耶稣传讲的上帝充满慈爱和怜悯，那就说明有两个上帝，犹太人的上帝是邪恶的，耶稣的上帝才是善的。而唯一理解了耶稣的人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马吉安派拒绝一切犹太元素，他们的经典里不包括《旧约》，独尊保罗书信。 这两端都被早期教父批评——事实上我们正是从教父著作中知道他们的存在——并被视为异端。最后确立的基督教正典中，既包括犹太人的《旧约》，也包括保罗书信。 四世纪的基督徒群体中流传着很多经文，远不止后来《新约》正典中的27本。叶尔曼着重介绍了三本：《彼得福音》、《保罗与德克拉行传》和《多马福音》。 1886年，法国考古学家在埃及发现了一部残缺的《彼得福音》手稿。但是四世纪的主教优西比乌（Eusebius）已经在他的《教会史》中提及这本福音。根据他的记载，三世纪安提阿（Antioch）的一个教会里流传着《彼得福音》。当地主教没有看过这本福音，但听说是使徒彼得写的，就觉得那准没错，没有禁止信徒阅读。但是一些人开始怀疑其真实性，主教就找来鉴定，然后写了一本小册子分析其中的内容。他认为这本福音大体上没有偏离正道，但是描述十字架上的耶稣时说，耶稣神态安详，“仿佛没有痛苦”。这些字句可能导致“幻影说”（Docetism）的异端倾向。这种观点认为耶稣是神，不是人，只是看上去像人而已。这与正统信仰中耶稣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相悖。《彼得福音》后来没有被纳入《新约》正典。 《保罗与德克拉行传》记载了使徒保罗和他的女门徒德克拉的故事。相传德克拉听了保罗讲道后发誓守贞，与他一同去传道，后来数度受迫害，都因神迹得救。叶尔曼说，一千多年前，德克拉在基督徒中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在某些群体里甚至与圣母玛利亚的地位相当，许多基督徒去她的埋葬地朝圣。但是据二世纪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的记载，这本行传是小亚细亚的一位长老伪造的，并且本人已经承认。 《多马福音》大概是“伪经”（apocrypha）中最有名的一本。早期教父的著作中有记载，但完整手稿在1945年才在埃及的拿戈玛第发现。《多马福音》没有记载耶稣生平，只有114条语录，其中一些与四福音书里的记载类似，另一些则不知所云。学者认为《多马福音》可能是一本诺斯替经文。诺斯替主义基督徒认为，灵魂被困在了肉体里，耶稣带来的真知可以将人指向救赎，但只有少部分精英能破解真知。诺斯替（Gnosis）就是希腊语里“知识”的意思。正统基督教认为福音是传给所有人的，没有智识门坎。《多马福音》自然也没入选《新约》正典。 叶尔曼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宗教学教授、《新约》历史学者。他的个人经历很有趣。他成长在主流新教家庭，青年时投身基要派（Fundamentalism），后来进入神学院研究《圣经》时，发现《新约》里有一些自相矛盾之处，无法与基要派的信仰调和。但是他没有放弃信仰，继续做了15年自由派基督徒。最终因为无法理解为什么仁慈的上帝会允许罪恶发生而放弃信仰。他现在自称不可知论者。 叶尔曼看基督教就好像看一个和平分手的前任：爱情没了，不时还会数落对方几句，但是感情还在。丹•布朗出版《达芬奇密码》之后，叶尔曼专门出了一本书叫《达芬奇密码中的事实与虚构》（Truth and Fiction in the Da Vinci Code）捍卫耶稣的真实性。这本书在我慕道期对我帮助很大，让我知道原来单凭历史研究的工具也可以勾勒出一位历史上的耶稣。 但是大部分时候，叶尔曼都在某种程度上数落“前任”，这本书也不例外。他的观点是，这些教派和经书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受到“自称正统”的教派镇压。而由于历史学家不应去判断何为“正统”和“异端”，所以他呈现出的图景是，一群自认为真理在握的基督徒把另一群自认为真理在握的基督徒划为异端；真是不包容。叶尔曼还花了大量篇幅去想象，如果胜出的是那些被视为“异端”的教派，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对于不相信上帝会庇佑教会的叶尔曼来说，“正统”教派的胜出纯属偶然，因此这种想象是有意义的。 基督徒读者当然不必这样解读。没错，判断正统和异端已经超出了历史学科的范畴，但这恰恰是单从历史角度考察宗教信仰的局限之处。 作为历史学者的叶尔曼努力把《新约》研究的发现和共识传达给读者，并且指出学者间的争议所在。作为不可知论者、前基督徒的叶尔曼，对正统基督教如何胜出做了自然主义的解读。只要能清楚辨别这两种声音，这本书仍然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