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向她遍布全球的观众推荐了一本书,叫做《新世界:灵性的觉醒》,作者是德国出生的灵修导师艾克哈特·托尔(Eckhart Tolle)。不出所料,这本书迅速成为畅销书,一个由奥普拉和托尔共同参与的网络节目也吸引了数百万参与者。但随后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奥普拉对《新世界》的支持引发福音派基督徒的强烈反对,他们声称这本书是对传统基督教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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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寂静之山:探索东正教灵修》
几周前,我在听Word on Fire早期的一集节目,主持人Brandon Vogt和巴伦主教聊到东正教的圣地阿索斯山(Mt. Athos)。Brandon说,他最早是从《寂静之山:探索东正教灵修》这本书里知道这座圣山的。我也曾对这座山上的隐修传统着迷,就找来这本书,一翻开就完全放不下。 《寂静之山:探索东正教灵修》出版于2001年,作者是美国缅因大学社会学教授基里亚克斯·C·马基德斯(Kyriacos C. Markides)。他出生在塞浦路斯,一个90%的人信奉东正教的国家。虽然他的童年浸淫在世代相传的信仰氛围里,但马基德斯在六十年代到美国求学时,逐渐成为不可知论者。他接受当时更流行的说法,认定宗教不过是人的创造。但这种智识上的“觉悟”并没有带给他欣喜和盼望,因为他立即意识到“上帝已死”所引致的虚无主义倾向。这段时期,受周遭环境的影响,他压根不认为在理性的学术文化之外,还能找到靠谱的价值和智慧。 1972年是一个转折点。马基德斯入职缅因大学,成为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在一位同事的介绍下,他开始了解东方思想、印度的瑜伽传统和超然冥想。马基德斯实践冥想七年,大量阅读关于东方宗教的书籍,也读科学家对东方神秘主义的研究。他的认识逐渐发生改变,他说:“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世俗主义对现实的假设,也就是我在大学期间接触的主流观点,其实是一场大幻觉,一种物质主义的迷信。正是这种迷信使得西方思想在过去三百年里陷入困境和束缚……使众多西方知识分子陷入寻在主义危机和绝望,有些人甚至因此走向自绝和疯狂。” 马基德斯的经历在70年代的美国知识分子中并不少见。正是对理性主义的失望,催生了当时盛行北美的“新纪元”运动——后基督教时期的西方知识分子向东方神秘主义中寻求智慧和意义。虽然这种经历使他向灵性体验开放,但并没有使他对制度性宗教产生任何好感。他和当时许多西方人一样,认为制度性宗教只会带来腐败,真正的灵修只存在于个人体验中。 1991年,马基德斯再次经历转变。这一年,一位塞浦路斯的商人朋友邀他同去阿索斯山朝圣。这趟旅行使马基德斯与隐修士马克西莫斯神父(Father Maximos)相识,后者成为他的老师和了解东正教灵修的一扇窗。这本书记录了马基德斯与马克西莫斯神父的多次对话,涉及信仰和灵修的方方面面,试引用几段—— 谈到隐修的意义。马基德斯的一位世俗朋友问:“对社会而言,医生和苦修士,谁更有用?”马克西莫斯神父答道:“这个问题是典型的现代思维方式,对世界采取一种行动导向的态度。每一种行为,每一个人,都因其对整体的实用性和贡献而受到评判。父母要子女出类拔萃,以便对社会有用。根据我们的灵修传统,我更愿意首先从人的固有本质上看待人,然后才看他对社会的贡献。否则,我们就可能把人当成生产实用物品的机器。那么,假如你不生产有用的东西呢?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应该被视为废物丢弃?恐怕正是因为这种态度,当代人已经削弱了人的固有价值。今天的人按照自己的贡献而不是按照我们是谁来评价自己。这种对自我的态度往往导致各种心理问题。我在听告解时总是听到这些。” 谈到罪,马基德斯说,人们通常把罪理解为破坏某种道德律,但罪在希腊文里是”amartia”,最初的含义是偏离靶心。马克西莫斯神父补充道:“人们常问,为什么色欲是罪呢,既给人带来愉悦,又没有伤害任何人?同理,为什么贪婪和贪吃也是罪呢?……可是当你的心思意念沉迷于世上的事时,无论是金钱、感官的愉悦、自我中心、某种观点、意识形态还是其他什么,你就犯了”amartia”,也就是罪。你会被这些使人分心的事所奴役,使心思远离天主。”但这并不是说人人都要抛弃世界,进入修道院。“只要别让自己的心灵被世上的事所奴役即可。……一个富有的人可能摆脱了贪婪,在心理上完全不受制于自己的财富,与上主保持亲近;而一个只拥有一根针的人也可能让自己的心灵完全囿于这根针。” 我认为这本书值得一看的有两点,一是马克西莫斯神父对信仰的理解,相信对于更熟悉西方教会的读者来说会很有启发。二是作者马基德斯多次转变的心路历程:先从文化基督徒变成不可知论者,又因这种世界观自带的虚无倾向而往东方神秘主义中求索,最后通过接触隐修传统再次瞩目东正教。他的经历,即便是在今天,应该也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但是从天主教徒的视角看,作者马基德斯的一些观点也值得商榷。他似乎认为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传统只见于东方教会的阿索斯山上,但西方教会也有圣十字若望、圣女大德兰、亚西西的圣方济各、锡耶纳的圣女加大利纳、圣依纳爵的神操,还有当代的圣毕奥神父等。作者在书末总结出来的“炼路、合路、明路”更是大公教会对灵修之路的传统划分。在油管上听到东正教神父Paul Truebenbach也推荐了这本书,他同样指出,马克西莫斯神父的观点能代表东正教,但作者马基德斯的一些插话和感叹只能代表作者。
对抗抑郁和焦虑:古老灵修传统与现代心理学的共识
抑郁和焦虑在当代世界流行,也是这些年我非常关注的话题。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不论是古老的基督教灵修传统,还是现代心理学和精神科学,都提出过同一个建议:走出自我。既要在心思意念上转向他人,也要在物理上离开自己的椅子。以下四种观点分别来自一位东正教神父、一位天主教主教、一位临床心理学家、一位精神病学教授。 (Fr. Paul Truebenbach) 东正教神父Paul Truebenbach说,人越是关注自我,就越是加深各种心理问题。他说抗击抑郁和焦虑的关键在于,别只是活在自己的观念里,别总是关注自己,也别总是依赖自己。每当有教友向他寻求灵修建议时,他总是提出四点建议: 1. 运动。每天至少做30分钟的运动。不少科学文献都指出,这样做的效果几乎等同于药物治疗。 2. 去做一些跟建造、修理、清洁相关的事。总之是可以让你立即看到劳动成果的事情,比如整理房间。 3. 祈祷。每天至少半小时,推荐Jesus Prayer,圣咏集也很好,不要只是机械念诵祈祷词,要与基督相遇。 4. 去做一些对他人有意义的事情,不论是你的另一半,还是别的人。为他人而活。 神父说,做到这四件事,很多人都会从这些精神问题中走出来。 (Archbishop Fulton Sheen) 天主教的Fulton Sheen主教曾在五十年代的一档广播节目中说,面对深陷存在主义危机的人,他通常都不建议他们直接祈祷,因为这种状态离祈祷还太远。他给出的建议是:“出去帮助你的邻人。陷入生存焦虑的人只为自己而活,在自己的心思周围筑起了堤坝。……摆脱这种困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爱那些你看得见的人……去探访病人,照顾穷人,治愈被遗弃的人。一旦这么做了,你也会破壳而出。你就会发现他人并不是萨特所说的地狱,他人是你的一部分,也是上主造物的一部分。” (Dr. Jordan B. Peterson and Bishop Robert Barron) 临床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在跟巴伦主教的两次交谈中都提到:“心理文献说,过度的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和精神上的痛苦在概念上是无法区分的;它们占据相同的语义空间。巴伦主教同意这种观点,也指出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对“罪”(sin)的一种定义就是“人完全转向自我”。 彼得森在一期Lex Fridman的访谈节目中说,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的临床抑郁症,也不需要药物治疗,他们只是没有搭建起良好的生活。比如没有亲密关系,跟家人的关系一团糟,没有朋友,没有计划,没有工作,或者在工作之外把时间花在破坏性的事上,比如各种成瘾行为。他们不参与周遭的社群,也没有任何支持系统。彼得森说:“这种情况下的治疗方式就是,帮助他选择一种搭建生活的方式,比如交一个朋友。治疗师要做的就是引导他一步一步去实现这件事,哪怕从学会打招呼、握手、自我介绍开始。” (Dr. Anna Lembke) 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教授Anna Lembke上Andrew Huberman播客时说:“当代主流叙事一直鼓励人找到自己热爱的事(find your passion),仿佛一旦找到就能立马成功,而不成功则是因为没找到。”人在寻找自己热爱的事时,势必极度关注自我的感觉,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向内的探索。Lembke认为这种叙事是错误的。她接触过很多最终摆脱重度成瘾行为的人,从他们的经验中学到的是:“别再寻找你毕生所爱的事了,该做的是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是需要立即去完成的,不必是一件宏伟大事,可能只是去把垃圾倒掉而已。总之别再关注‘我和我的意志’,而是看看我在这一刻被召唤着去做的是什么事情。这会让人如释重负,因为你不必去寻找那份完美的事业,也不用觉得找不到就注定一生不快乐。你需要看看你已经被给予的人生,你身边的人,看看出现在你面前的那些工作和事情,然后带着谦逊的态度,用朴素的、体面的方式去做这些事,一天一天地活……”
社会动物的困境:为什么美国人不再社交
《大西洋月刊》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叫《为什么美国人不再社交》。文章指出,在19世纪思想家托克维尔的笔下,美国人擅长打造各种社会团体,不论是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还是没啥用的。“没有什么比美国的智识和道德社团更引人注目。” 但这种情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走下坡路,在过去二十年里更是断崖式下降。从2003年到2022年,美国男性平均面对面的社交减少了约30%。未婚美国人的社交减少了35%。青少年社交减少了45%以上。总之,美国人进入有史以来最“孤独”的时代。 有人说,独处并不等于孤独。但过去几年的数据显示,与独处数据一同攀升的也有抑郁、焦虑等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时间使用调查(ATUS)的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是独处增加的原因之一,但社交大幅减少的趋势远在那以前就已显现出来。 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陷入抑郁?作者提到哈佛大学著名的成人发展研究——这是一项关于幸福的研究,也是同类研究中耗时最长的。去年,研究主任说,从这个项目中得出的最简单、最深刻的结论就是,好的人际关系是幸福的关键。 作者认为,许多人都熟悉身体健康的概念,我们也应拥有社交健康的概念。我们应该像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一样维护自己的人际关系。 公共卫生专家乐于讨论一些现代现象如何导致肥胖问题激增,比如高热量密度和不鼓励人步行的建筑环境。对于饮食造成的疾病,一种解释是,人体原本是为了应对热量稀缺而设计的,却突然进入一个热量丰富的世界,一定程度上在大环境上为肥胖症危机创造了条件。 作者认为,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视角来解释美国人社交健康的恶化。“我们出生时就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系,但一些现代趋势——如扩张的建筑环境、教会的衰落、社会流动性使人远离亲友——使我们成年后的生活方式变得四散,容易感到孤立。”与此同时,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需要对奇事和灾难保持高度敏感和关注,如今,社交媒体上各种吸引人眼球的内容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我们的现实经历。 作者在文末写道,“萨特说他人即地狱。也许吧。但与人隔绝比地狱还糟。” 最近一期Word on Fire里,巴伦主教和神学教授马修·佩楚塞克(Matthew Petrusek)从天主教视角讨论了这篇文章揭示的现象。佩楚塞克认为,美式个人主义从根本上误解了个人主义,也无法引人走向完全的繁荣,天主教的理念更能治愈人,使人联合。 巴伦主教认为,即便是自愿选择自我封闭,这种现象也十分值得关注,因为这违背人的本性。不论是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还是天主教的社会教导,都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天生渴望他人的陪伴,寻求与他人共融。如果有什么因素让我们离群索居,最终必然导致各种心理问题。 强调个人独立本身是好事,但独立并不应是人的终极姿态。巴伦主教引用了新教神学家保罗·田立克的观点。田立克说,个人化与参与是两个基本的对立面。二者之间自然存在矛盾,但应该是一种创造性的张力。我既是个体,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也属于一种大于自我的网络中:家庭、社群、社会、宗教等。在田立克看来,两者总是处于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健康的张力中,起码在这一世内不会得到根本解决。巴伦主教认为,田立克的这种说法,也代表了天主教社会教导的观点。 但历史上有那么多沙漠圣人,又该如何看待呢?巴伦主教说,他们去沙漠不是为了独处而独处,也不只是为了寻找个人空间,而是在寻找祈祷之所。祈祷使他们与天主连接,又因此而必然与万物相连。所以从这种隐居士和修道院的传统中,生出的往往是一种社会责任,为世界祈祷的意愿。 怎么看待萨特的名言“他人即地狱”?巴伦主教认为,亚里士多德和圣经的传统比萨特更能看到人性的精微、深奥之处。假如天国是爱,那么这话应该反过来说:他人即爱,他人即天国。我与天主的联系越紧密,我与天主所爱的一切都会更紧密。 《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还提到,越来越多的人用宠物取代人际关系。巴伦主教说,他小时候家里也养狗,但不认为这是一回事。你可以跟狗讲话,但能交流的极为有限。与人交流能带来更深层次的满足感,是心与心的交谈,这是宠物和屏幕都无法替代的。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是理性的动物,他用的“理性”一词是希腊文里的logos,本身也有“语言”的意思。巴伦主教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与他人坐下来,面对面的交谈,并在这过程中获得灵魂上的满足。
使徒彼得:教会的磐石
为什么理解使徒彼得(天主教译伯多禄)的地位对教会观的形成很重要?这篇是为新教朋友写的。这个讨论很重要。 耶稣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但是留下了由他亲自选出的十二宗徒和一个教会。四世纪形成的《尼西亚信经》,一直是基督教世界流传最广的信仰宣言。信经的末尾有这样一句话:「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 「教会」一词来自希腊文「ekklesia」,意思是一群人的聚集。《新约》里第一次提到「教会」是在《马太福音》里。耶稣问十二门徒:「你们说我是谁?」渔夫西门率先答道:「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16:18-19)。 从《旧约》以来,上主就多次给人改名,表示要赋予这人新的使命或祝福。上主给「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与他立约,要他做多国的父,又给他妻子「撒莱」改名为「撒拉」,赐给他们一个孩子。上主给「雅各」改名为「以色列」,让他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这里耶稣先给西门改名为「彼得」,然后许诺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符合《旧约》以来上主行事的方式。在《新约》使用的希腊文里,「彼得」(petros)就是「石头」(petra)的意思。当时耶稣和宗徒都讲亚兰语(Aramaic),这里只是被福音书作者翻译成了希腊文而已。在亚兰语里,石头是「Kepha」,音译为「矶法」,所以《新约》里有九处地方也以「矶法」称呼彼得。耶稣在这里的原话在亚兰语里听起来就是:「你是Kepha,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Kepha上。」 耶稣还把坚固其他门徒、喂养羊群的任务交给彼得。耶稣在受难前预言,他被逮捕的当晚,彼得会在鸡叫前三次不认他。他对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路22:32)。一切照耶稣所说的应验,彼得三次不认主,心里哀痛,其他门徒也逃之夭夭。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一连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三次都做出肯定答复,抵消了之前的三次否认。在彼得的每一次肯定答复后,耶稣都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约21:15-17)。 耶稣升天后,彼得作为十二门徒之首的地位逐渐表现出来。据《使徒行传》记载,十二门徒在一起时,彼得总是发言的那一位;彼得和约翰一起出去传教时,彼得也是发言的那位。圣灵降下之前,约一百二十人在耶路撒冷的一间楼房上聚会,其间「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提议挑选一个人来接替犹大的职分(使1:12-26)。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下,门徒都被圣灵充满,「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向众人讲述耶稣死而复活的事。众人听了问使徒要怎么行,也是彼得劝他们悔改,还用许多话作见证,当天就让约三千人归信(使2:4-41)。彼得和约翰一同到圣殿去,一个瘸腿的人求他们周济,彼得与瘸子讲话,并且治好他的瘸腿。接着彼得在所罗门廊下为耶稣作见证(使3:1-26)。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卖了田产,克扣银子后把剩下的拿去放在众使徒面前,是彼得开口教训了他(使5:1-11)。 使徒彼得因此在基督教传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当年的十二门徒四处奔走,设定继承人,将使徒的职务传承下去,这些继承人就是主教。而因为彼得在罗马建立了教会团体,又在那里殉道,教会传统认为彼得是第一任罗马主教。圣依勒内(St. Irenaeus)在《驳异端》里列出从彼得到义禄(Eleutherius, 175-189年)的十三任罗马主教的名字。在义禄的时代,教会里出现各种异端学说,圣依勒内追溯罗马主教的承继是为指出,他们才保留了使徒的教导,脱离使徒传承的教导难以保持正统。 今天的方济各教宗即第266任罗马主教。「教宗」一词源自希腊文「pappas」,意思是「父亲」。早期教会用「教宗」一词尊称所有主教,这一传统在一些东方教会里延续至今,比如今天的亚历山大科普特正教会仍有自己的教宗,不过这位教宗不是罗马主教的继承者,而是亚历山大第一任主教、福音书作者马可的继承者。但是在西方教会里,「教宗」一词在中世纪逐渐演变为对罗马主教的专用称呼。我们所说的天主教会,就是所有与彼得的继承者罗马主教共融(in communion)的基督徒的总和。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建造在使徒彼得的墓地之上,教堂外还有一尊彼得握着「天国钥匙」的雕像,就是为了纪念耶稣当年的嘱托。除了天主教会以外,其他保留了使徒传承的教会还有东正教和各大东方正统教会。 一些新教教派认为,耶稣不是把教会建立在彼得这个人之上,而是建立在「彼得的信心」之上,因为是彼得的信心让他率先承认耶稣为基督。这样去解读,就淡化了彼得其人,以及彼得继承者——教宗的地位。但是这种解读有两个问题。一是原文明确把教会建立在「彼得」这块「磐石」上,而不是建立在彼得的信心上。在耶稣使用的亚兰语里,「彼得」和「磐石」是同一个词——Kepha。这段没有理由不按字面去理解。从后来耶稣又让彼得坚固其他弟兄、喂养羊群的嘱咐看,以及从彼得在《使徒行传》中担负起发言人的角色看,把磐石理解为彼得这个人更合理。二是「信心说」完全不见于早期教父著作。教父的理解和今天的天主教一样,也和其他同样继承了使徒传承,但现下与天主教处于分裂状态的教会,如东正教和东方正统教等是一样的。只在16世纪宗教改革后从天主教里分裂出去的一些新教教派里,才渐渐出现「信心说」。改革家为了反对教宗权柄,对这段经文提出新的解读,其动机不难理解,但这种解读缺乏历史和文本依据。而且,16世纪西欧的个别改革家,是否有权柄改变早期基督徒视为共识的解读,这可能是更值得探讨的问题。 讨论这个话题绝不是为了意气之争。作为基督徒,没有理由不相信耶稣希望他留下的全部信仰宝库能被所有基督徒共享。这信仰宝库里包括他的话语,也就是《圣经》,也包括他设立的所有圣事:入门时的圣洗和坚振,每个主日(甚至每天)可以领到的圣体,从告解圣事中得到持续的宽恕,在圣秩圣事中参与基督的司祭职,在婚配圣事中获得圣化的恩宠,生病或临终时获得傅油。还包括为炼狱中的亲人祈祷,请天上的圣人为我们转祷……这些都是大部分新教教会里已不再有的东西。 以教宗为首的这个有形可见的教会,就是这个信仰宝库的守护者,也是《尼西亚信经》里那个「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她邀请所有人前来分享基督留下的丰盛生命,也为信仰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养料。
巴伦主教:欲望的驯化
究竟什么是自由?当代一种流行观点认为,自由就是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限制,然后在这基础上作出抉择;重点在于自我创造和自我表达。巴伦主教认为,这其实就是奥卡姆推崇的无条件的自由,现在成了大部分年轻人默认的观点。在这种视角看来,一切的律法都是敌人,至少是“必要的恶”。
Continue reading关于安乐死
这次再来加拿大,有不少让我五味杂陈的发现,比如,安乐死从2016年起就在全加合法化了。 更早以前在这里读大学的时候,修过一门伦理学课,讨论过安乐死。印象深刻的是,我和大部分学生都觉得,安乐死不是很好吗?既减轻人的痛苦,也给人以尊严。但是教授Paul Chamberlain就不断地挑战我们的观点,指出我们论证中的漏洞,还推荐我们读他写的Final Wishes: A Cautionary Tale on Death, Dignity &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读的是一所教会大学,大部分学生跟全部的教授一样,都是基督徒,我那时还不是。但当时所有十八、九岁的学生,不论信仰状态如何,在这些议题上的观点都趋同——基本都偏向自由主义观点,觉得我的人生应该由我全权做主,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吗?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出厂设置。 后来我经历了自己的慕道和新生。2016年的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不过整体价值观仍然比较偏自由派。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因为工作关系看了一部纪录片叫How to Die in Oregon,场景是在安乐死合法化的俄勒冈州。拍摄手法很特别:导演直接给每位选择安乐死的人一部便携式摄影机,让他们在没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拍下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既能理解他们的选择,又难以抑制地为一个生命的非自然陨落而悲伤。看完之后我和主管讨论过这部纪录片。他在南美洲长大,自我认同是无神论者,但在文化上又自认为深受天主教的影响。我俩看完纪录片都觉得很受震撼而且词穷,难以在安乐死的是非上作出抉择。 再后来我又坚振进入了天主教会,阅读教父著作、教理、教宗通谕、社会训导,逐渐对一种基督教的世界观和社会价值观清晰了起来,所有的点都连在一起,形成一幅完整的图景。现在再来看安乐死,我会认为,这和堕胎是同一个话题——归根结底在于厘清这一个问题:人类生命的尊严和起止,究竟是由人自己决定,还是由创造人的上主决定? 巴伦主教和Jason Blakely的对话中提到,现代人如果觉得自己既有的世界观有缺陷,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尝试穿戴其他世界观,不要只纠结于逻辑实证主义式的论证——那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而是要在尝试活出新的世界观后自问:“我的生命更丰富了吗?我内心深处的渴望得到满足了吗?”这同样能帮助你判断一种世界观的真实性。
社会科学与现代人的叙事
巴伦主教和政治学学者杰森·布莱克利(Jason Blakely)交谈的这期播客,听了两遍,做了不少笔记,很受益。 两人讨论了布莱克利的新书We Built Reality. 布莱克利的主要论点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诸多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有本质上的不同:自然科学描述客观世界,其描述并不会改变客体本身。但社会科学难以企及这种严谨程度,其产出更像是一种诠释学(hermeneutics),而且这种诠释会规训人类行为向其靠拢,在这点上也有别于自然科学及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Blakely反对把社科研究的结果当作一种描述客观人类社会、且需要人遵循的科学。 巴伦主教和布莱克利都反对科学主义(scientism)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只有科学方法能产出真知,凡不能用科学方法进行探索的对象都是不存在或者不重要的。布莱克利认为,人类行为中有一些叙事的、诗意的品质,无法化约为可测量的因素。这里就是科学主义和宗教叙事的冲突所在。他认为知识有不同的来源,现代人已经失却了“叙事”这种产生真知和意义的渠道,往往倾向于用科学方法作为衡量一切真知的唯一准绳。 巴伦主教提出灵魂拷问:柏拉图的《理想国》、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T. S. 艾略特的《荒原》里,就没有传达出一点真知吗?哲学也是非科学但能产出真知的渠道之一。哲学也以理性为工具。 两人都认为,人都活在某种叙事里。叙事可以既真且善,也可以既假且恶。现代人倾向于打造自己的叙事,而成为天主教徒就意味着进入一种已经存在的真实叙事里,人要做的是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所谓的福传,不过是把这种叙事传扬出去——因为这种叙事才能告诉我们该如何恰当地规划自己的人生。 巴伦主教说,这些年他看了很多电影,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叙事就是,我必须摆脱传统和权威的束缚,找到自己的声音,做我想做的事。这是现代性的原型(archetype)。但是,你的人生因此变得更好了吗?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他说当时看到The Shape of Water这部电影,就对身边另一位神父说,这片子肯定能得奥斯卡奖,因为这就是完美的现代叙事:水没有形状,我赋予它什么形状,它就是什么。 布莱克利说,好的叙事给人的生活以秩序,以及秩序中的自由。 巴伦主教说,现代人亟需跳出既有的、时代所赋予的、在懵懵懂懂中被我们接受的叙事,然后尝试一些其他的叙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尝试活出其他叙事,然后自问,我的生命更丰富了吗?我内心深处的渴望得到满足了吗?他同意圣若望·亨利·纽曼(St. John Henry Newman)的看法:人极少会因为辩论而相信一件事,人之所以认信,往往得益于自己尝试活出这种叙事时所遭遇的一系列的影响、直觉和经历,才会说我信——这种叙事的确让我看到事物更深层次的意义。 布莱克利提到洛杉矶神父Fr. Greg Boyle,他建立了一个帮助前帮会成员再次融入社会的帮助项目。他愿意给所有愿意改过迁善的前帮会成员一份工作,哪怕这并不符合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思维——他认为人的尊严并不可以量化后加以取舍。 Fr. Greg Boyle和前帮会成员 又讨论到悲伤和抑郁的情感。布莱克利认为现代精神科学往往把人视作一种机器(homo machina,始自霍布斯),仅仅用生物化学的机制解读情感,就可能忽略情绪在更深层面的指向性。布莱克利说,悲伤固然可以用生物化学的语言来描述,并且使用药物加以干预,但我之所以悲伤可能是因为我最好的朋友去世了,我的情绪在这个层面是有意义的。巴伦主教说,小时候他每每经历负面情绪,母亲就会说,把悲伤献给主吧。这就把一种情绪置于一种广阔无比的意义语境中:你可以把自己的苦难献给上主,让上主和圣人用于救赎他人。这是把自己的情感生活融入更大语境的方式之一。 布莱克利年轻时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二十多岁才归信公教。他说自己转变的原因在于,曾经的叙事已经无法支撑自己的生命了,根本活不出来。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著作对他影响颇深。泰勒希望回答的问题是,活在世俗社会里意味着什么?复魅世俗社会又意味着什么? 泰勒在他的著作中反复述说的是,现代人“祛魅”过头,导致我们难以与一个更广阔且深远的世界建立联系。布莱克利认为,现代人与神圣遭遇的主要途径就是艺术——即便现代人不会用“神圣”这个词。泰勒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诗意是复魅的渠道之一。
2023年读书记
1. Made for Love: Same Sex Attraction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by Fr. Mike 我在新教时期对这个话题持完全自由的态度,觉得圣经里的一些章节有“时代局限性”。坚振进入天主教会后,我没法继续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想信什么、不信什么了,毕竟教会的教导清晰地摆在那里。起初仍然无法理解,但此时更多的不是抗拒,只是困惑。我无法确切说出到底是在哪一刻“开窍”的,也说不清具体是哪本书、哪段经历、哪个人,但我知道有很多书、很多经历、很多人,还有让我重新看见的恩典。这本书里,麦克神父以他一如既往的温和、真诚和善解人意,解释教会为何坚持立场。他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的弟弟就是同性恋者。 麦克神父在《一年读经计划》的第308天也聊过这个话题,可以总结成五句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负。每个人都被召叫去实现自我克制,从而获得内心的自由。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对恩宠说“是”。每个人都有成圣的召叫(而且成圣是完全可能的)。 2. Spiritual Exercises by St. Ignatius 圣依纳爵的经典灵修手册《神操》。这本书原本不是让人自己读的,是给带领神操的人当作手册用的。今年因为给一位耶稣会神父翻译相关文件,把《神操》读了好几遍。我不开玩笑,读完有一种被点燃的感觉,突然意识到自己离圣洁有多遥远,但并没有自暴自弃的感觉,反而十分渴望过圣洁、自由的生活。翻译结束后马上联系了本地的耶稣会,报名参加九个月的日常神操。 3. 《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著,金尼阁整理 因为译一份16世纪晚期耶稣会的文件,就想到读这本札记,因为当时正是利玛窦等人进入明代中国的时期。七百多页的书,拿起来就放不下。小时候在历史书上看到利玛窦的名字,只觉得是一位给明代中国带来一些科学知识的欧洲人。现在作为教友,再看他和同伴的经历,更深刻地体会到他们肩负的使命和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这本书记录了最早一批耶稣会士在中国奔波近三十年的经历。书里记载了他们如何绞尽脑汁想从澳门进入内陆,如何用历法、算术、西洋镜吸引士大夫的兴趣,如何艰难辗转,几起几落,甚至有修士在排外骚乱中丧失生命。凡此种种,都让我感触很深。我知道自己在读Theo-drama中的重要一幕。虽然跟利玛窦相隔四百多年,但读起来好像身临其境,是真正意义上的「诸圣相通」。可敬者利玛窦,pray for us! 4. Introduction to the Spiritual Life by Brant Pitre 新约学者Brant Pitre撰写的灵修入门书,主要探讨灵修实践的圣经根源。非常喜欢Pitre的写作风格,总是结构清晰,语言简练。他对旧约和一世纪犹太教传统非常熟悉。 5. To Light a Fire on the Earth: Proclaiming the Gospel in a Secular Age by Bishop Barron and John… Continue reading
教会:信仰宝库的守护者
著名科幻作家、生物化学教授、无神论者艾萨克·阿西莫夫曾说:“假如解读得当,圣经便是有史以来促成无神论的最大力量。”在他看来,圣经里的上帝看上去如此残忍、暴虐,蛮不讲理,任何人只要自己看看这些白纸黑字的记载,自然就不会信基督教了。这样的说法,基督徒自然不会同意。可是为什么同样是阅读圣经,有的人看到的是至真、至善、至美的造物主,有的人只看到一个暴君?究竟哪种解读是正确的,谁又有权确立正统的解读呢?这些问题曾经困扰着我,也为我最终意识到天主教会的重要性铺平道路。 我在大学期间第一次接触基督教。大学毕业后,我在一个新教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十二年后,经过一番探索,我回到了天主教会。说“回到”是因为新教是16世纪宗教改革时脱离天主教的许多派别的总称。使我转变的理由之一,就是意识到接受教会权威的必要性:如果把基督教信仰比喻为一个信仰宝库的话,教会相当于一个仲裁者和守护者,告诉我们信仰宝库里有什么,没有什么,以及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宝库。回到历史中了解圣经新约和基督教教义的形成史后,我意识到有两个史实可以帮助我看到,教会权威对于保证所有基督徒走在正道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展开史实前,有必要定义一下这里所说的教会是什么意思。基督曾经对使徒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Matthew 16:18,和合本,下同)。圣经里用多种比喻描述教会,比如基督的身体、基督的新妇、葡萄园等,也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1 Timothy 3:15)。本文探讨的是基督建立在彼得这块磐石上的,能够守护真理的教会职能。这并不是说,教会里的每个人都可以仲裁真理。天主教会认为,以彼得为首的使徒及其传人(即教宗和与他共融的主教)这个团体,在信仰的真理上发声时,因受圣灵带领,是不会有谬误的。这也不是说使徒及其传人在其他言行上不会出错——这点从新约时代至今已有无数证明,这里不再赘述。 今天的新教朋友往往会说,我们只需要自己解读圣经就能明白真理,不需要额外的权威来定断哪种解读正确。这种观点有两个问题。一是这就使得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对《圣经》的无神论解读跟任何一位基督徒的有神论解读同样“有理“;但二者截然相反,不可能都正确。二是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基督教历史上前1500年对信仰的理解,从两件史实中可以看出来。 首先,没有天主教会在大公会议上的的仲裁,就不会有今天的新约圣经。基督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一直是口头教导使徒。他受难、复活、升天后,见证这一奇迹的使徒开始把这好消息四处传扬。在这个过程中陆续形成了新约的各个文本。新约里最早的书卷是保罗写给各地教会的书信,大约成于一世纪中期。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启示录要到一世纪中晚期才写成。到了二世纪,各地开始流传许多宣称是其他使徒所写的福音书和书信,真伪莫辨,信众无所适从。早期教父作为使徒的传人,根据自己所领受的教导,扮演了鉴定文本的角色。已知最早的新约书目见于公元170年左右的《穆拉多利残篇》,其中列出的书卷比今天的少,同时多出一卷彼得启示录。此外,二世纪的教会里出现的马吉安(Marcion)派只接受路加福音和保罗书信,而艾俾欧尼派(Ebionites)则只接受玛窦福音,拒绝接受任何保罗书信。当时不同基督徒群体在新约究竟应该有哪几本书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直到四世纪,在希波会议和迦太基会议上,教会才正式将新约定典为27卷,在西方教会沿用至今。可以说,正是在教会的仲裁权柄下才产生了新约正典,否则,连新约里应该包含哪些书卷都会使人争论不休。事实上,路德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中,将7卷旧约降级为次经,后来的其他新教派别直接将这7卷除名,都说明给圣经定典本身一定需要某种经文之外的仲裁者。从天主教视角看,这个仲裁者应该是有圣灵守护的教会,而不应该是任何个人。 另外一个史实是,在一些核心的神学问题上,单看经文时,早期不同神学家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历经数个世纪的辩论,教会最终在多个大公会议上才逐一确定相应的教义。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位一体”。这个词语没有直接出现在圣经经文中,而且确定这个教义之前需要先确定一些更基本的教义,比如基督是天主、圣灵也是天主。这两个被今天所有基督徒视为理所当然的道理,在早期教会里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其符合圣经。四世纪的亚略派(Arianism)支持者否定基督的天主性,在教会内掀起巨大争议,直接导致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25年召开尼西亚大公会议,以解决神学冲突。会议上否定了亚略主义,肯定了基督的天主性。公元381年又召开君士坦丁堡会议,肯定圣灵的天主性。这才确定了三位一体的正统信仰。即便是这样,亚略派的追随者也没有就此认输,他们也强烈认为经文依据明明是向着自己的,于是仍旧在各处活跃。君士坦丁大帝临终前领洗,为他施洗的正是一位亚略派主教——可见亚略派的势力多么强大。直到七世纪,亚略派才基本从罗马世界消失。这个例子也说明,脱离了教会的仲裁,单凭各人解经的话,即便是在最核心的教义上也难免出现持久不息的分歧,而且这种倾向在教会初期就出现了。 综上,每一位接受新约有27卷、三位一体是正统教义的基督徒,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教会的仲裁权威。教会在行使这种仲裁权时,并非“凌驾”于圣经之上,而是在圣灵助佑下,把真正属于信仰宝库的部分明确地指出来,同时摈弃不属于其中的部分,以确保真理一丝一毫都没有增损。这样即使在教会内出现争议时,信徒也不至于无从分辨真道和歧途。几乎每一次教会召集主教会议,都是为回应教会内出现的重大分歧和挑战,从而将信仰宝库中相应的道理和实践以更清晰的方式阐明。这种重要的会议还有几次。 公元八世纪,教会内在是否可以为天主造像上出现了分歧。反对者指出十诫中“不可造像”的诫命,支持者认为天主后来在基督身上取了人的形貌,基督信仰已不再禁止造像了。公元787年的第二次尼西亚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肯定了圣像的重要性,认为图画确实有助于加深人的虔诚,但也指出不可崇拜圣像。后来欧洲教堂艺术的蓬勃发展,各种雕像、壁画、彩绘玻璃窗得以保存,都得益于这次大公会议。这些艺术杰作成为教会传统的一部分,仍在不断以自身的美吸引人瞩目超性的美——天主。 时间到了公元十二世纪,教会里出现了卡特里派(Catharism),他们否认弥撒上的圣体是基督真正的身体;又出现了瓦勒度派(Waldensian),他们也认为饼和酒只是基督身体的象征。但是“基督真实地临在于饼和酒里”是基督徒从使徒时代起就坚持的信仰。公元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上,教会重申圣体即基督真实的身体,并确定饼酒的“实体转变”(transubstantiation)为正统信仰。今天在任何一台弥撒上,都可以从主祭神父和辅祭的言行与态度中感受到十分的恭敬,不论是奉香、深鞠躬、亲吻祭台、洗手、摇铃,还是单膝跪礼,都是因为教会相信,祭台上的饼酒,一经祝圣,就是基督真实的身体了。同样出于尊重,信徒若有大罪在身而没有告解,不会上前领圣体。 1517年,德国神父、奥斯定会修士马丁·路德掀开宗教改革的序幕。他提出一系列主张,其中有一些是针对教会内的腐败现象,比如买卖圣职、使“全大赦证明书”(又译赎罪券,但这种称法不准确)卷入说不清道不明的金钱交易等——当时教会里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看得出,教会内的确有很多亟需纠正的乱象。但路德还提出了一些主张,直接挑战传统教义。比如,他认为圣经应该是确定教义和信仰实践的唯一权威,即“唯独圣经”。根据他对圣经的解读,他又提出“唯独因信称义”的神学观点,并认为传统的七件圣事只应保留洗礼和圣餐。他还降低7卷旧约的地位,拒绝“实体转变”说,拒绝教宗权威,拒绝接受弥撒是一种祭献等。 为了回应路德和其他改革家提出的主张,教会召开了史上最重要的大公会议之一:特伦多大公会议。这次大会从1545年开始,前后持续18年。会议有两个目的,一是澄清教义,二是进行内部改革。 特伦多大公会议的主要决议如下:重新肯定旧约有46卷,包括被路德视为次经的7卷;澄清并肯定七件圣事,即圣洗、坚振、圣体、忏悔、病人敷油、圣秩和婚配;重新肯定圣体中的“实体转变”;肯定弥撒是祭献,不只是纪念活动;肯定圣经和圣传同样重要;肯定教宗的权威;肯定礼敬(dulia)圣人、圣像、圣髑的敬虔行为,同时将其与对天主的崇拜(latrina)做出明确区分;重申“因行为称义”是异端,重申救恩来自恩典,同时拒绝“唯独因信称义”,因为经上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James 2:17)。 在改革方面,为整顿当时西方教会里杂乱的弥撒礼仪,会议颁布了作为标准的特伦多弥撒;要求主教居住在自己的教区里,从而杜绝一人同时做多个教区主教的行为;打击神职人员中奢靡的生活方式、腐败和裙带关系;敦促教区加强对神职人员的培训等。至于宗教改革的导火索——“全大赦证明书”的滥用问题,特伦多大公会议提议禁止将大赦与任何金钱交易挂钩,教宗庇护五世在1567年正式批准。 到16世纪末,当初引发宗教改革的教会内部腐败问题基本消失了,教会对教义和礼仪实践也做出详细澄清。但因为各种原因,非常遗憾的是,分裂的局面没有得到扭转。天主教和新教各教派就此分道扬镳,至今没有合一。 五百年来,新教内部因为解经上的分歧,又持续分裂成为诸多教派和团体,似乎让合一的希望更为渺茫。但分裂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新教从此少了一些圣事、礼仪和实践,在救恩等重大神学问题上的观点也与传统观点不同。我不认为少了这些圣事、提出新的神学观点是让基督教变得更纯粹了,相反,这让新教徒无法接触到基督留下的完整信仰宝库,也让信徒更容易在各种持续的内部争议中迷失方向。 假如能够接受教会的权威,就不难看到:教会在四世纪定断新约里应有27卷书、三位一体为正统信仰、在8世纪肯定教堂艺术、在12世纪重申圣体中的真实临在、在16世纪再次肯定七件圣事、反对唯独圣经等,都是在圣灵的助佑下履行信仰宝库守护者职责的体现,一以贯之地为各个时代的信徒提供活出信仰所需的必要指引,以及最圆满的资源。这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引导所有人走向天主。而我们之所以相信,这个建立在彼得这块磐石上的教会不会在信仰的真理上步入歧途,正是因为基督亲口说过,“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Matthew 16:18)。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