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本文译自巴伦主教的《出自光明的光明:对尼西亚信经的神学反思》(Light from Light: A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Nicene Creed),由潇潇翻译。 诚然,为了安抚神灵而献上牺牲的观念,与我们当代人的意识格格不入。传统观点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上血祭,这是天父在某种意义上所要求的,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往好了说,是难以置信的;往坏了说,则是父权压迫和虐待儿童的典型。我可以作证,我在大学和修院学习期间,圣安色莫(St. Anselm)的观点,即,耶稣之死包含了一场赎罪祭的观点,常被弃之不用,更流行的是彼得·亚伯拉德(Peter Abelard)的温和理论,即,十字架上表现的至高之爱反过来唤醒了我们内心的爱。然而,我也必须承认,即便在我接受这些解释时,我仍然想到,如果亚伯拉德的理论不在某种意义上与安色莫的解释相联系,那它就无法成立。否则,一个惨死在罗马十字架上的人,又如何能被看作是在践行爱呢? 当然,草率地否定安色莫的理论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该理论的基本框架明确地根植于圣经。耶稣在描述自己的使命时,亲自说过:“人子不是来受服事,而是来服事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作赎价”(谷10:45)。在他受难前一晚,谈到逾越节的饼和杯时,他显然将自己第二天要经历的十字架赋予了牺牲的意义:“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更明显的是:“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约”(路22:19-20)。此外,在《厄弗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属于圣殿礼仪的语言:“所以你们应该效法天主,如同蒙宠爱的儿女一样,又应该在爱德中生活,就如基督爱了我们,且为我们把自己交出,献于天主作为馨香的供物和祭品”(弗5:1-2)。而在《罗马书》中,保禄说:“众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给的恩宠,在耶稣基督内蒙救赎,成为义人。这耶稣即是天主公开立定,使他以自己的血,为信仰他的人作赎罪祭的”(罗3:24-25)。在《格林多前书》中,他又说:“你们应把旧酵母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和的面团,正如你们原是无酵饼一样,因为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被祭杀作了牺牲”(格前5:7)。新约中还有许多类似的经文可以引用。因此,认为安色莫的理论仅仅是中世纪的附会显然过于肤浅。 要理解这一关于耶稣之死的视角,最好从圣经中的“牺牲”概念开始,其基本逻辑其实非常直截了当:虔诚的信徒将天主造物的一部分——如自己收获的初熟果实、食品、无瑕疵的牲畜等——献回给天主,以表达感恩、补赎、求恩或痛悔己罪。圣经清楚表明(而这一点也得到了形而上学的支持),真实的天主并不需要这些祭品。毕竟,作为整个宇宙的创造者,他怎么可能从自己已经完全赋予的创造物中获得任何益处?《圣咏》第50篇的作者将这些话置于天主口中,责备他的子民,免得他们以为天主从祭献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因为,森林里的种种生物,全归于我,山陵上的千万走兽,都属于我;天空中的一切飞鸟,我都认识,田野间的所有动物,我全知悉……因宇宙和其中一切尽属我有”(咏50:10-12)。 然而,献祭的行为对奉献者本身是有益的,这一行为使献祭者与天主保持一致,重新建立与造物主的正确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主“喜悦”我们的祭献,因为祂喜悦的是对我们有益的事情。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这里突出的牺牲类型是赎罪或补赎的牺牲。当有人到耶路撒冷圣殿献这种牺牲时,他会带上一只无瑕疵的动物——公牛、绵羊、山羊或鸽子——并在司祭的协助下割断动物的喉咙,而司祭则会用碗接住血液。随后,这只动物要么被完全焚烧(即全燔祭),要么部分焚烧,以此象征将它归还给天主。这一行为背后的灵性心理学似乎是这样的:这只动物所遭受的,本应是我的下场。这头山羊或者公牛可以说是在替代奉献者,以一种类似圣事的方式代表他。 这种替代机制在赎罪日表现得尤为清晰。在犹太礼仪年中,大司祭只在这一天可以进入圣殿至圣所。他在当天宰杀并献祭许多动物,但献祭仪式的高潮是象征性地将以色列的罪过加在替罪羊身上。这只负罪的动物随后被驱赶出圣殿,由一位司祭带领往旷野去,在那里被遗弃以迎接必然的死亡。它象征性地承担百姓的罪过,代表他们的堕落以及在天主面前的悔改。尽管这种观念对我们来说很陌生,但这却是圣经作者文化背景中的标准思维模式。这种观念在近代早期的君主制中得以延续,君主以一种切实的方式代表全体人民;类似的例子也可以在达味(David)与哥肋雅的故事中看到,两人分别代表各自的军队而战斗。 此外,即使是在旧约中,圣殿内的动物献祭与一个代表全民族的人直接献上的赎罪祭之间,也存在着类比。我当然指的是《依撒意亚书》第五十二章和第五十三章中一系列神秘而不同寻常的经文。正如我们所见,依撒意亚先知展望了一个以色列的天主将取得胜利的时代,但随后几乎立刻转向一个令人惊讶的描述,即这胜利将通过谁来实现:“请看,我的仆人必要成功,必要受尊荣,必要被举扬,且极受崇奉。就如许多人对他不胜惊愕,因为他的容貌损伤得已不像人,他的形状已不像人子;同样众民族也都要对他不胜惊异”(依52:13-15)。 但为什么他的容貌如此令人厌恶呢?“他受尽了侮辱,被人遗弃;他真是个苦人,熟悉病苦……然而他所背负的,是我们的疾苦;担负的,是我们的疼痛……可是他被刺透,是因了我们的悖逆;他被打伤,是因了我们的罪恶,因他受了惩罚,我们便得了安全;因他受了创伤,我们便得了痊愈(依 53:3-5)。简而言之,他的屈辱正源于他作为全族人的祭牲羔羊与替罪羊的职能。那些理应降临在全体以色列人身上的事,落在了他的身上;整个民族的罪都置于他的肩上,由他承担并带走。虽然我们已经提到,这种代表式的思维方式对于我们以个人主义为主导的社会心理来说可能显得陌生,但对于古代以色列来说,这就是标准思维。 正如献到圣殿的祭牲必须毫无瑕疵,这位受苦的仆人也应是无罪的义人:“他受虐待,仍然谦逊忍受,总不开口,如同被牵去待宰的羔羊;又像母羊在剪毛的人前不出声,他也同样不开口”(依 53:7)。在他死后,人们将他与恶人同葬:“虽然他从未行过强暴,他口中也从未出过谎言,人们仍把他与歹徒同埋,使他同作恶的人同葬”(依53:9)。道德上的纯全是他得以履行牺牲职能的必要条件,否则他本该为自己的罪过补赎。为了担当整个民族的罪,他必须是无罪的:“我正义的仆人要使多人成义”(依 53:11)。结合圣殿献祭的实践和这些不同寻常的经文,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最初的基督徒在解释耶稣惨死的意义时,选择了祭献的语言。他们看到一个无辜的人,他们无罪的主,即便是在忍受被钉十字架的极度痛苦时,也没有诅咒,而是祝福那些杀害他的人;他承受了完全不应由他承受的惩罚。他们认为,耶稣就像祭献的羔羊,他的血倾流出来,代替我们的血;他就像替罪羊,被赶入旷野,去迎接本该由我们承受的死亡。 此时,我想回到圣安色莫的理论,并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它。受其理性主义倾向及所在封建文化的影响,安色莫谈到天主圣父的尊严遭到冒犯,以及在严格正义的原则下为恢复尊严所需付出的代价。既然罪恶的冒犯出自人类,偿还就必须有人参与,但因罪对天主荣耀的冒犯无限深重,只有天主才能充分偿付。因此,唯有一位兼具天主性与人性的人,通过受难与死亡,才能平息天父的义怒。这一神学推理,以一种令人赞赏的精简方式解释了cur Deus homo(为何天主成了人?),这是中世纪的伟大智识成就之一。其主要价值在于严肃对待罪的实际破坏力——即安色莫所称的pondus peccati(罪的重担)。 为什么天主不能大手一挥、高声宣告原谅人类的罪呢?正如多玛斯·阿奎那所指出的,天主当然可以这么做,但这种游离事外的宣告无法真正解决罪的问题,也无法修复需要修复的东西。圣安色莫教导说,人类就像一颗美丽的珍珠掉进污泥之中,甚至可以说沉到了最底层。天主可以宣告这颗珍珠是洁净的,但这并不能使其恢复原本的光辉与美丽。因此,天主不得不亲自降入污泥之中,乃至到达最底层,将这颗珍珠拾起,清洗干净。我建议不要将恢复天父的荣耀视为发生在天主心理状态中的事情,而应理解为发生在我们的心理之中,并为我们而发生的事,因为天主的荣耀正是让我们获得圆满的生命。天主因罪而“受到冒犯”,并不是因为他的主观幸福受到损害,而是因为他憎恨并渴望消除一切损害他所爱之受造物的事物。我承认,安色莫的语言对于当代读者来说仍然是费解的。为了平息某种严重受损的荣誉而需要血祭,这种说法似乎的确把某种心理失衡投射在天主身上了。然而,如果我们稍微调整语境就可以理解,安色莫想象中的以赛亚书中的“受苦仆人”,不仅仅是一个甘愿代表全人类的英雄,而是那位天主与人结合的化身,他承担世人的罪,为的是消除罪,为其付出代价,并使万物复归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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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伦主教:替罪羊与群体的秘密
扎根于“宽广的灵魂”(magna anima),并在天主无条件的爱中获得安全感,人便拥有直面内在黑暗的必要勇气,也从无望的责备他人和制造替罪羊的模式中解脱出来。
Continue reading巴伦主教:和子说
也许此刻应该谈一谈著名的(或者说声名狼藉的?)“和子说”(Filioque,即圣父“和圣子”共发圣神)争议了。不得不说,我实在意兴阑珊,因为我坚信这一争议归根结底毫无实质内容,反而让教义神学因钻牛角尖和苛求琐碎细节而饱受诟病。
Continue reading巴伦主教:所有人都会得救吗?
所有人都会“得救”吗?从我在福传和护教领域的大量实践经验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各方都坚持己见。坦率地说,圣经的见证并不太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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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视频由潇潇翻译,版权归Word on Fire所有。视频出处:https://www.wordonfire.org/videos/what-struck-me-about-prague/
为何进化论对天主教会不是个问题
译者按:本文作者Stephen M. Barr是天主教科学家协会会长,理论粒子物理学退休教授。本文译自天主教科学家协会网站(https://catholicscientists.org/),潇潇翻译。原文标题为:Why Evolution is Not a Problem for the Catholic Church. 有些天主教徒不确定应该如何看待生物进化。他们从福音派新教朋友那里听说,进化论与基督教信仰相悖,但却很少从天主教会的权威人士那里听到关于这个主题的明确表态。比如,《天主教教理》并未明确提到这一主题。我的目的是在这篇文章里概述教会一直以来对进化论的立场,并回答对进化论持怀疑态度的基督徒提出的常见异议。 人们说到“进化”时,可能表达几种不同含义。因此,有必要区分进化论的几个层面。 首先是进化的基本概念,即,现有生物物种是通过逐渐发展的过程由早期物种演化而来的,最终所有物种都源自单一的原始生命形式。这通常被称为“共同祖先说”,因为该理论认为地球上所有已知生命形式都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其次是人类进化的问题,即,人类也经历了同样的进化历程,因此属于同一生命树的分支。然而在此我们需要做出区分:我们指的只是人类身体的进化,还是身体和灵魂的进化?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三是进化的机制,根据达尔文的理论,该机制主要是自然选择作用于随机基因突变。 公共空间里关于进化论和宗教的讨论往往由两部分人主导:一边是基要主义基督徒,另一边是激进的无神论者。前者基于对《圣经》的狭义字面解释而拒绝进化论,后者则从进化科学中得出带有哲学性质的笼统结论。那么,天主教会一直以来的看法是什么呢? 在官方教导方面,即,来自训导权的宣告上,教会在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其理论后近百年内几乎没有任何表态。然而,通过查看《天主教百科全书》中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天主教学者和神学家在进化论诞生初期的普遍态度。该百科全书编纂于20世纪初,尽管并不具备训导权的权威性,但作为当时英语世界中天主教学术的重要成果之一,它获得了“准印”(imprimatur)标记,表明其中的内容不违背天主教教义。 百科全书中一篇题为《天主教徒与进化论》的文章首先概述了当时的进化理论,接着指出:“这就是进化论作为一种科学假说的要旨。其与基督教对宇宙的观念完全一致。”1 与此同时,一本名为《问题解答》(The Question Box)的天主教护教学著作问世。该书用问答形式,回应对天主教信仰的数百个常见质疑。这本书售出数百万册,似乎还被当时的天主教高中分发给了学生——我还保存着我母亲的版本,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读高中。在第8页上,回答“天主教徒可以相信进化论吗?”的提问时,该书写道: “由于教会没有对进化论作出任何声明,天主教徒完全可以自由地接受进化论,无论是作为一种科学假说还是一种哲学推测。”2 在刚刚引用的句子中,这两本书所讨论的都是物种进化的普遍概念。对于人类的进化,二者则持更为谨慎的态度。两本书都指出,人类的灵魂是精神体,不能还原为物质(这超越了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的范畴),因此不能用任何单纯的物质进程(如生物进化)来解释。人类精神体灵魂的进化因此与天主教信仰相违背。至于人类身体是否进化而来,这些文章并未得出任何结论。百科全书承认,人类身体经历了进化的说法“本身并非不可能”,并指出圣奥古斯丁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然而,两篇文章的作者都认为,当时支持人类进化的科学证据还很薄弱,并提到当时大多数神学家对此观念持否定态度。不过,他们也承认,教会对此问题并无官方教导。 至于进化的机制,文中几乎没有提及。植物和动物的进化是自然过程这一观点似乎对教会来说并没有任何问题。在这方面,教会的哲学传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许多进化论的反对者认为,自然界在某种程度上与天主竞争,因此我们越多地归因于自然过程或自然原因,就越少能归因于天主,反之亦然。然而,教会从未接受这种二分法。教会始终理解存在两种因果层次,神学家称之为“第一因”(primary causality)和“次要因”(secondary causality)。3 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可以最好地说明这些概念。以戏剧《哈姆雷特》为例。在这出戏中,波洛涅斯被哈姆雷特隔着帘子刺杀身亡。因此,有人可能会问:波洛涅斯之所以死,是因为哈姆雷特刺杀了他,还是因为莎士比亚把剧本写成这样?答案显然是两者皆是。哈姆雷特这一角色和剧作家莎士比亚都是波洛涅斯死亡的原因,但他们位于不同层面。哈姆雷特是剧情内部原因,可以称之为“横向因”;莎士比亚则是整部戏剧及其所有情节的原因,即“纵向因”。这两种因果关系显然并不存在竞争关系。 类似地,物理世界中的事件彼此之间存在各种“横向”因果关系。传统上,神学家称这些为“次要因”,而不是横向因。天主作为整个宇宙及其全部情节的创作者,是纵向因,或如神学家所说的“第一因”。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关系。相反,天主的第一因支撑着所有的次要因:在自然世界中,一个物理事件能够引发另一个物理事件,最终是因为天主创造了具有这种因果关系的世界。因此,如果有人问,某个物种,例如河马或长颈鹿,是通过宇宙情节内一系列自然的次要因而出现的,正如进化论所描述的那样,还是因为天主将宇宙情节写成这样的?天主教徒的回答是:两者皆是。 这种关于第一因和次要因的基本见解与天主教传统教义的另一见解有关,即,天主在其天主性中超越了时间的流动。他从永恒中观看整个历史模式按照他的计划展开,从始至终一览无遗。一种完全不符合天主教思想的看法是,天主不得不一再介入世界以应对意料之外的问题,或者他总是随意即兴创作;天主教认为,天主通过他包罗万象的单一意志行动创造了一切——包含对我们而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问题解答》使用了一个比喻: “一位台球选手想把一百个球朝不同方向击出,哪种情况需要更高超的技巧?击球一百次,分别把每一个球送达目标,还是击球一次,使其带动其余九十九个球朝他预设的方向滚动?”4 《天主教百科全书》则这样表述: “如果天主通过他创造性的单一意志行动产生了宇宙,那么这个宇宙通过其创造者所植入的法则自然发展,将更能彰显他神圣的力量和智慧的荣耀。”5 百科全书接着引用了圣托马斯·阿奎那和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Francisco Suarez)的话: “圣托马斯说,‘原因的力量越大,其所及的效果就越远’;苏亚雷斯则说,‘在次要因足以产生预期效果的情况下,天主不会直接干涉自然秩序。’”6 教会一向教导,天主创造了自然秩序。天主赋予自然界的能力和潜能越大,就越能彰显他的力量和伟大。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早期的天主教文章谴责了无神论对进化论的解释,因为无神论否认天主的存在,也否认他的天意对世界的治理。然而,这些文章严格区分了这些哲学上的推论与作为生物学理论的进化论。 这些文章的观点是否与天主教的主流思想不符?并非如此。例如,后来成为枢机主教的若望·亨利·纽曼(现为圣若望·亨利·纽曼),被许多人认为是19世纪最伟大的天主教神学家。纽曼在1874年写给大卫·布朗(David Brown)牧师的信中说: “我在进化论中看不出任何与全能的创造者和保护者相悖的地方。”7 1868年,他写道: “那么,达尔文先生的理论不需要是无神论的……它可能只是提出了一个关于天主的预见与智慧的更宏大的概念。”8 更早以前,在1863年,他在一本笔记中写道: “创造独立物种与创造自带种子的成熟树木或是含有化石的岩石一样不简单。我是指,猴子和人类如此相似却没有任何历史关联,这种想法与骨化石不经过任何历史过程就能进入岩石的想法一样令人费解。”9 请注意,纽曼写下这段话时,距离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仅仅四年。 1908年,当时最受欢迎的天主教作家G·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10在他那本精彩的小书《回到正统》中写道: “如果进化仅仅意味着一个被称为猿的实体非常缓慢地变成了一个被称为人的实体,那么即便是最正统的信徒也不会感到不安。因为人格化的天主既可以缓慢行动,也可以快速行动,尤其是像基督教里那位超越时间的天主。”11 教会对进化论的第一次官方表态直到1950年才出现,当时教宗庇护十二世发表了《人类》通谕(Humani Generis)。12教宗特别讨论了人类进化的问题。他的核心观点是,必须区分人类身体的起源与人类精神灵魂的起源。当然,他拒绝了精神灵魂进化的观点,认为这与天主教信仰不符。关于人类身体的进化,他仍然持非常谨慎的立场。他表示,天主教学者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假说”来研究,但不可轻率下结论。尽管他对证据的相信程度显然不及当时多数科学家,但他明确认为此事应由证据决定,并愿意顺其自然,接受最终结果。 教宗庇护十二世还讨论了“单源论”(monogenism)与“多源论”(polygenism)的问题,即,人类原祖是一对夫妇(称为亚当与厄娃)还是一群人。他指出,天主教学者不能“欣然采纳”多源论的观点。然而,他并未完全排除多源论的可能性。他表示“根本无法显见”多源论如何与天主教的某些教义,特别是关于原罪的教义相协调。但他的措辞非常重要,他并未断言这些观念无法调和,只是表示目前“无法显见”如何调和它们。13近来,许多天主教神学家已经放弃单源论的观点,因为他们认为进化论有赖于多源论。如果具有灵魂的真正人类的出现不过是生物物种形成的问题,那么进化论的确会倾向于多源论。我会在后面回到这一问题。 又过了几乎半个世纪,才出现教会对进化论的又一次重要表态。1996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宗座科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谈到进化论。引用《人类》通谕时,他说: “今天……在该通谕发表半个世纪之后,一些新的发现让我们倾向于承认进化论不只是一个假说。事实上,随着不同学科里涌现出一系列的发现,这一理论对研究者的热情逐渐产生更大的影响,令人瞩目。这些独立研究结果的汇合——既非有意安排,也非刻意寻求——本身就构成有力的论据支持该理论。”14 当然,教宗并未正式教导进化论为真。教会并不宣称自己在科学问题上具备裁决的权威。教宗只是承认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当时支持进化论的证据比1950年时大为增加了。… Continue reading
巴伦主教:世上为何会有罪恶?
也许神学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关于恶的问题,即,为何在上主所造并持续主宰的宇宙中,仍会存在邪恶与痛苦?有些人认为这是一切神学发展的关键。在《神学大全》中著名的第二个问题里,阿奎那列出了反对天主存在的一种观点,他写道:“若两个相反事物中有一者是无限的,则另一者将会被彻底摧毁。而’天主’一词意味着祂是无限的善。若天主存在,则世上不会有恶;但世上有恶。因此,天主不存在。”这种语言凝练的论点确实非常有力,准确表达了今天许多人虽能感受到,却难以付诸文字的情感。
Continue reading一位东正教神父的灵修建议
东正教神父保禄·楚本巴赫(Fr. Paul Truebenbach)在近期发布的一个视频中,给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灵修建议。他说不管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他堂区的会众来说,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他说灵修生活的本质跟习惯有关。我们不仅希望养成良好的习惯,也希望能戒除不良习惯。人就是习惯的产物,而且我们对自己其实知之甚少,往往误判自己的能力,就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在立志更改后又回到旧习惯里。他说,要实现持久的改变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一个他亲测有效的办法就是,准备一份写给自己的灵修宣言,每天早上念一遍。 在这份宣言中,他首先会写下“天主为什么赐给我这一天?”不是让我追求自己的欲望,也不是要我在杂念中浪费光阴,是要我继续忏悔、持续寻求Christ. 因此首先要提醒自己,这一天是为了我的救赎而赐给我的。 然后他会写下三件事。第一是他希望自己能完成的灵修任务,而且这些灵修任务尚未成为习惯,如果不加以提醒,就可能被忘记。 第二是他希望自己戒除的不良习惯。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一些特定的诱惑,都有一些常常偏离靶心的行为(i.e. sin),因此需要每天提醒自己,你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跌倒,以及,你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加以预防。 第三是写下自己希望效仿的榜样。他是司铎也是父亲,因此会写下一些同样身份和处境的人,也建议其他人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能激励自己走在正途上的榜样。 最后,楚本巴赫神父说,我们的目的是,在每一天的结尾,能回顾这一天,然后对自己说,我努力了,也许失败了,但我忏悔了,我比昨天的自己在灵修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一点点。 (原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05GpwYKdFU)
兰其亚诺圣体奇迹
意大利中部有一座中世纪小镇叫兰其亚诺(Lanciano),距罗马大约三小时车程。这里有一座外观古朴的方济各堂,在过去一千多年里,一直是朝圣之地。公元八世纪,正是在这里发生了Church史上有名的奇迹之一:兰其亚诺圣体奇迹。 (兰其亚诺圣方济各堂) “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在圣周四的最后晚餐上,Jesu用这样的话设立了Christian生活的泉源和高峰:圣体圣事。Church从那时起就坚信,每当主祭者在弥撒圣祭上说出祝圣词之后,他手上的饼与酒,就转变成了Jesu真实的体与血。即便在外观上并不可见,但饼与酒的实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这对于亲眼见过Jesu所行的神迹,又亲耳听他设立圣体圣事的宗徒来说,也许没什么好难以置信的,毕竟再奇妙的事都见过了;师傅的话,信就是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离使徒时代越来越远的信徒,难免对这一信理产生怀疑。这其中就包括八世纪兰其亚诺的一位巴西略会修士。 意大利心脏科医生弗兰科·塞拉菲尼(Dr. Franco Serafini)对兰其亚诺圣体奇迹做过详细查考,并在2016年写下《一位心脏科医生考察Jesu》(A Cardiologist Examines Jesus)这本书。根据他的调查,对这一奇迹的原始叙述已经亡佚,当地人主要以口传和身体力行的敬礼方式在前八百年保存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份1631年的意大利文手稿称,在大约700年左右,这里有一位巴西略会修士,他满有属世的知识,却缺乏对上主的认识。他逐渐开始怀疑,祝圣后的饼与酒是否就是Jesu的肉与血。“然而他不间断的祈祷,使他从未被恩宠抛弃;他祈祷上主能治愈他心中的伤口……有一天早晨,在弥撒上,他刚说出成圣体的祈祷词,饼就变成了肉,酒就变成了血……人群涌向祭台,皆震惊,有人流泪,呼求上主慈悲。” 当时的圣体和圣血,保存在一个1713年打造的银制圣体光座中,至今仍能在兰其亚诺的圣方济各堂里看到。 (兰其亚诺圣体与圣血) 根据塞拉菲尼医生的考察,兰其亚诺圣体与圣血从1574年开始,几乎每个世纪都会经历一次鉴定,有时是由Church主导的,有时是由方济各会主导的。但对当代人来说,最值得一提的也许是1970年和1981年的两次科学鉴定。 当时正值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结束不久,方济各会的修士想以一种更现代且更科学的方式鉴定兰其亚诺圣体奇迹的真伪。兰其亚诺总主教帕西菲科·佩兰托尼(Pacifico Perantoni)起初有一些犹豫,但最终同意了这件事。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奥多亚尔多·利诺利教授(Prof. Odoardo Linoli)。利诺利教授当时48岁,是一位解剖病理学家,也是当地阿雷佐联合医院的首席医生。 (奥多亚尔多·利诺利教授) 1970年11月18日上午10点15分,在兰其亚诺圣方济各堂的圣器室里,佩兰托尼总主教在许多证人面前,撕掉圣体光座上1886年的封条。利诺利教授在圣体上取走20毫克的样本,又在已经干掉的圣血上取走318毫克的样本。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利诺利教授对样本进行了一系列分析。他还邀请了锡耶纳大学的解剖学教授鲁杰罗·贝尔特里(Prof. Ruggero Bertelli)来助力。 1971年3月4日,利诺利教授发布了一份科学报告,其中总结了如下发现: 1981年,方济各会再次邀请利诺利教授鉴定兰其亚诺圣体。利诺利教授取走一块新的圣体样本,在显微镜下观看。这次,肌肉纤维的心肌结构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心内膜和脂肪组织清晰可见,甚至可以看到动脉和静脉血管,还有迷走神经纤维束。这一系列的显微镜考察,勾勒出一个完整的人类心脏。 现在,兰其亚诺圣体奇迹已经得到Church官方认可,也成为Church史上最重要的圣体奇迹之一。 “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Luke 22: 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