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巴伦主教用“替罪羊理论”分析耶稣治好革辣撒附魔者的故事（Mark 5:1-20）。当时耶稣来到革辣撒一带，遇到一个被不洁之神所附的人，这人住在坟墓和山陵中。人们屡次用脚镣和锁链将他捆缚，他却常常挣断这些束缚，终日徘徊在坟墓间嚎叫，反复用石头击伤自己。本文译自巴伦主教的《现在我却看见了》（And Now I See: A Theology of Transformation），潇潇译。

我们不禁想问，这人为何被锁链束缚？是为了保护他自己，还是因为有人想把他困在那里？这个痛苦不堪、自残的男子，是否在某种奇怪的意义上发挥某种作用？他被留在城镇边缘的坟墓之间是否有某种目的？像勒内·吉拉尔（Rene Girard））、卡尔·荣格和沃尔特·温克（Walter Wink）等学者都曾以颇具说服力的方式探讨过替罪羊暴力这一主题。他们一致认为，替罪羊在人类社会的形成和维持中起到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因其有效地分散了可能会撕裂社区的竞争、恐惧和暴力。当一个社会中的交战各方能将彼此之间的张力转嫁到替罪羊身上时，一种表面的平静就会出现；而替罪羊通常是一个因其“他者”特质而被视为威胁的人或群体。在这一背景下，荣格谈到“阴影投射”的概念，即，个人或群体倾向于将自身中那些尚未被整合且有问题的特质投射到一个合适的替罪羊身上。这样做排除了阴影的负面影响，但这种方式显然对投射者无益，也对替罪羊有害。然而，这一过程在短期内带来了益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必须将被边缘化的替罪羊“留在视线范围内”。在某种程度上，那个缓和了群体中不可承受的紧张情绪的人被驱逐了，但他也被群体迫切依赖，因为如果没有他，群体可能会重陷自我毁灭的暴力之中。

因此，我们看到了基督教欧洲针对犹太人，以及美国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替罪羊现象，这是一种心理上和文化上的复杂机制。在每一种情况下，被憎恨的“他者”通过为主流文化中敌对的派别提供一个共同的敌人，实际上促成了这些派别的团结。因此，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裔美国人，虽然被孤立和迫害，却又以一种矛盾的方式被迫害者所钦佩，甚至被偶像化。（想想《辛德勒的名单》中那令人震撼的场景：纳粹集中营指挥官试图与他的犹太女管家亲近，却在片刻之后残暴地殴打她。）这些被憎恨的人确实处于社会边缘，但从未被允许真正走远。

那么，革辣撒的附魔者——恰如一个替罪羊——是否正是因为这一身份而被锁链束缚，以将他留在身边？我们难道不能想象，城里的居民曾走出家门，围观这个可怜人，就像《杀死一只知更鸟》中，孩子们围观并嘲弄布·拉德力，那个令他们既害怕又着迷的“妖怪”一样吗？在这一讨论的背景下，这个受折磨之人的名字获得了新的含义。他自称“军旅”，因为“我们众多”。这“众多”是否指城里的居民？这些居民或多或少地将他们的“阴影”投射到了他身上？他的名字是否象征着人群，因为正是这群人，通过他们集体的仇恨与暴力，将他塑造成如今的模样？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这个附魔者用石头击打自己的行为，可能让人联想到当初暴民用石头将他赶出城里的那一幕。此外，耶稣将“军旅”驱逐到猪群中也颇具意义，因为对犹太人来说，猪是不洁之物，一种被视为替罪羊的动物。最后，我们注意到一个乍看之下令人惊讶的反应。当城里人得知这个人的病被治愈后，非但没有为他的幸运感到欣喜，反而感到不安，并请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根据我们一直在提供的解读，这种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革辣撒人最不愿看到的，正是他们的替罪羊恢复理智并重新融入社会。没有其转移仇恨的功能，城里可能会重新陷入派系暴力的混乱之中。请求耶稣离开的行为，其实是他们间接承认耶稣的干预打破了城里赖以生存的微妙平衡。

审判者再次出动。福音书作者一再向我们揭示，每当面对邪恶时，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像这里的社会层面，耶稣的耐心总是极其有限。天主的国度与“狭隘的灵魂”（pusilla anima）格格不入，而天国的宣告打破并揭示了这种“小灵魂”的各种把戏、结构、社会表达和策略。通过治愈革辣撒的附魔者，耶稣宣布他意欲打破替罪羊模式，从而向村民展示一种新的社群生活方式。他们不应再将暴力和负面情绪投射到无辜的他者身上，而应转向虽然艰难但最终会拓展灵魂的自我批判和悔改的任务。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的耳边回荡着耶稣的训诫：“先从你眼中取出大梁，然后你才看得清楚，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玛 7:5）。扎根于“宽广的灵魂”（magna anima），并在天主无条件的爱中获得安全感，人便拥有直面内在黑暗的必要勇气，也从无望的责备他人和制造替罪羊的模式中解脱出来。然而，我们需要再次强调，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审判者耶稣，他以其灵魂的力量照亮黑暗，揭示这场游戏的真相。